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相声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表演形式,与国外的所谓“脱口秀”节目类似。从其历史根源分析,相声界普遍认为相声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像生”是宋元时期杂艺的一种,表演形式以模仿各种声音与动作为主,以达到娱悦观众的目的。
“像生”一词,最早应见于宋人的著述文献之中。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等书文中多次出现过“像生”一词。《东京梦华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都城纪胜》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市井人情、民间风俗的著作,里面记录有宋代文艺、戏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是研究临安城以及南宋社会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文献。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又有专以参随服事为生,旧有百事皆能者,如纽元子,学像生、动乐器、杂手艺、唱叫白词、相席打令、传言送语,弄水使拳之类,并是本色。”不过,当时的“像生”与现在所说的相声并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已经具有了现代相声某些模糊的雏形,开启了曲艺表演形式的新纪元。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相声形成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源于北京,之后流行、甚至风靡于全国各地。到了晚清时候,相声就具备了现代相声的特色和风格。相声主要用北京话表演,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各式各样“方言相声”。
早期的相声艺人有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三派。旧时代北京相声的演出场所并不多,除在茶馆、杂耍园子演唱外,主要还是街头和庙会“撂地”作艺,表演的对象自然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朱、阿、沈在天桥“撂地”作艺过程中,相声的表演形式由以前纯粹的单口相声逐渐发展为对口相声,形成且固定了“说学逗唱”这四种基本的相声表演艺术形式。
朱绍文或许并不是当代相声的开山鼻祖,可是,毫无疑问,他是建行立业的先驱,为相声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据说,在1894年,慈禧太后为庆祝她六十寿辰,标榜“与民同乐”,曾把天桥的摊贩和艺人传到颐和园北宫门外,摆列经营。慈禧太后对八位艺人的表演特别欣赏,信口封为“天桥八大怪”。其中朱绍文赫然名居八大怪之首。朱绍文诨号“穷不怕”,以说单口相声为主,也擅长书法,唱腔悠扬。上场时带副竹板,刻有一幅对联——上联“满腹文章穷不怕”,下联“五车书史落地贫”,以此明志,故得此绰号。他机敏睿智,博闻强识,创造了大量的经典相声段子,影响深远。
纵观相声的发展历程,其主要发展时期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奠基期,从相声艺术形成至1948年。主要的特征是:涌现了数量众多、技艺高超的相声艺人;创作并累积了大量的相声段子,形成了传统相声的素材宝库;相声表演艺术技巧趋于成熟。
第二个阶段——发展期,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新的相声段子,从内容看,与当时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从形式看,经过改革,相声艺术呈现净化、美化的新风貌。并且发掘整理了一批传统相声段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和人们的欣赏水平。
第三个阶段——挫折期,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声艺术遭受全面的摧残。不少相声演员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牛鬼蛇神”,不论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摧残和迫害。除极少数作品以外,大都是为所谓“路线斗争”服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失去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第四个阶段——复苏期,从1976年至1985年。所谓“复苏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涌现了大量的新人、新作,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队伍正发展壮大,为相声的发展带来活力;二是相声的娱乐功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得以长足发展,涌现了大量娱乐性的相声段子,为生活带来了欢笑;三是相声的艺术技巧趋于多样化,为相声艺术带来了新的魅力。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应该提到,就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著名相声大师,表演艺术家——马季。他是当代相声艺术承前继后的关键人物,他继承发展了侯派风格,并开辟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为众多相声后继者所遵循,为当代中国相声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供献。并且,他还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优秀相声表演人才,为相声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