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2）
贞
我可能只是在襁褓中见过父亲，所以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空白。母亲也从不主动提起父亲，但在她临终的前一天，当我抚摸她的额头时，她突然吃力地抓住我的手贴到她那苍白的脸上，梦呓般说道：“你的手跟你爸爸的一个样”。说完后足足分把钟才慢慢将我的手松开。
文化革命前母亲的箱子里保存着一个印有仕女图的纸盒，纸盒里有一个用一方白绸手绢包裹的学友留言簿。那是个纸张鲜艳并泼有金粉的精美小册子。其中一页题有“南国之春----我题”这样六个稳健而洒脱的行书毛笔字，留言簿是横条状的，字是将其转过九十度后写的，母亲说那是我父亲的笔迹。
我参加工作后曾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位父亲的中学同学，他姓李，是湖北省一位很有名望的老中医。他当场用随身携带的处方签给我写下了父亲1946年与他分别时填的一阙《忆秦娥》，词曰：“声嘶绝，声嘶绝，声声只为伤离别。阳关有酒昨宵热，故人一别音尘隔。音尘隔，暮云春树，屋梁明月。”李伯伯说我父亲的诗词歌赋在班上是手屈一指的。
读小学时，我还看过父亲从大西北劳改农场写给母亲的信。信是钢笔写的，每封信中都有很多篇幅是对母亲的忏悔和感激，也说过他在农场当文化教员，还颇有激情地对大西北的未来表达了自己的憧憬，并说待满刑后就在那里就业，而且希望把我们母子也接去那里生活。在断续看过的几封信中，印象最深的是每封信都有一句“五元汇款收到”。现在想来，母亲当时的工资是二十多元，要负担我、二姐和她自己的生活和我们三姐弟的学费，但她居然还能陆续向父亲寄钱，真令我无法思议。
母亲和父亲的婚龄有二十多年，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不足五年。父亲在外面读书教书，参加过闹学潮，也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还曾与同学结伴投奔延安，却在广西被日本兵冲散，其中有一个去成了的同学解放后当了省文联主席。父亲当时被战火所困，被迫留在广西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员。
父亲肯定是个有些抱负却又感到怀才不遇而玩世不恭的读书人。他放荡不羁，喜欢结交朋友。听叔祖父说过，我祖父年年过了年就给他准备好盘缠和行李，千叮咛万嘱咐地送他出门去，而每次回来他都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大姐还告诉我，父亲曾把别的女人给他的照片和信带回来让我母亲看。我曾经试探过母亲，想证实这些情况的真伪，母亲却只回答过两句话，一句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还一句是“他感情用事，交友不慎”。
父亲在土改的前一年去了香港，在那里找到工作并安顿好以后，第二年返回广州，是要把我们都接去香港，结果在广州正好遇见家乡派去抓捕某逃亡地主的乡干部，父亲如同误闯蛛网的蜻蜓，成了他们的意外战绩，被抓回来以逃亡罪判刑十年押往大西北劳改。这些细节是母亲去世后我到广州出差，随同事去看望他居住广州的九十高龄的伯父时听说的。原来那位老人与我父亲很要好，父亲当年回广州就住在他家，也是从他家被带走的。老人是问起我的籍贯姓氏后判断出我是谁之子的。他说我的长相很象父亲。
父亲死于脑溢血。死在他刑期快满、即将实现全家人去大西北团聚的前夕。噩耗是由大姐带回的劳改农场的一纸通知传来的。当时我们以母亲教书的学校为家，记得那天天已经黑了，我跑回房里不见母亲，找到一间偏僻的教室，才发现昏暗中母亲和大姐在压住嗓子哭泣。当时还在读小学的我蓦地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恐惧，我急切地轻声呼唤母亲，母亲没有应答。大姐过来泣不成声地伏在耳边告诉我父亲死了，并拉着我蹑足走到母亲身边。母亲伏在课桌上啜泣，我胆怯地摇晃着母亲的肩，过了好一阵她才用衣袖使劲擦了一把脸，然后缓缓抬起头来。天色太暗，我当时看不清母亲的面容，但没等我回过神来，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我的头被紧紧抱在母亲急剧颤抖的胸口和又湿又凉的衣袖之间。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终于哽咽着对我说：“你要听话，好好成人。”
本来，因为父亲于我实在太过陌生，所以大姐告诉我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并没有生出那种丧父的悲伤，但母亲的举动却如当头霹雳，刹那间震慑了我，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喉咙也被一股气压堵住，我只能使劲地点头，而母亲则把我搂得更紧，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父亲死后第二年，母亲的老同学为母亲作介绍，对方是母亲儿时的同学，在郑州一家国营大厂当工程师，并且很乐意母亲把我们姐弟都带过去，但当时还不满四十、却已守了十多年“望门寡”的母亲却断然拒绝了。这事是在我成家以后大姐告诉我的。我埋怨大姐为什么当时不劝母亲应允，姐姐说母亲肯定是担心我们姐弟被冷落。后来我还就这件事问过姨妈，也怨姨妈为什么不劝劝母亲。姨妈说：“你妈妈是有主见的，哪怕对方条件再好，她都不会再嫁第二个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