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一）
     5月份已经是草色青青了，可漫天风沙还是刮个不停。两位哥们儿背靠着牛
粪垛，正在有滋有味儿地侃大岔。
    大个儿的牛子说：“妈的，现在面前站着一个俊妞，摆着一碗扣肉，两样随
便挑，我一定要这碗肉！”说着，还吧嗒吧嗒大嘴。
    小个儿的成子说：“操，你那算啥，连着吃三天大米饭炖猪肉，我死而无怨！”
说是抬杠，也是实情。有道是人多没好饭，更何况那年月。知青生活苦，就苦在吃上；
知青生活乐，也乐在吃上。两三个月不打牙祭，只好画饼充饥、话肉解馋了。
    我们牧区青年点的粮食供应，比城镇居民差些，比当地牧民好些。每月40多斤粮
食，主要品种是玉米面、高粱米，少许小米、白面和食油。那食谱周而复始、简单明
了：早饭高粱米，午饭玉米面，晚饭高粱米或玉米面。副食多为咸菜条，间或炖大菜。
有人珍藏一袋味精，时而拿出来拌饭吃。
    当然，逢年过节或相隔十天半月，还是要改善伙食的。于是每当蒸馒头或烙大饼，
大家撑得直打嗝，有的楞小子还要偷藏一点。一次，在生产队赶马车的知青发子去沙
漠里拉柳条，午饭没得吃。正值青年点家里改善，给他留了80个饺子。晚上他回来后
一口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光了才问：“啥馅儿的？”
    同甘共苦，在我们知青家有着最真切的体现。我们大队有三个青年点，哪个点杀
猪宰羊了，必定要传来消息，小伙子们便步行十几里去聚会，欢天喜地，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每当哪位回城探亲返回青年点，大家势必包围过去，贪婪地巴望，以期分
享一点“慰问品”。有的知青姐妹尽管小气，带回几瓶熟咸菜、辣椒酱之类舍不得吃，
最后还是得“共产”。
    与我同一宿舍的三位赤峰市老知青，因下乡早几年，手头有点零钱。隔三差五，
他们轮流坐庄，从供销社买回一包点心，到晚上烧开一壶茶，我们坐在一起享口福，
那滋味那情景简直当神仙了。
    困苦磨难，使我们学会了过日子。春节时杀猪，舍不得全部吃掉，留下一半炼成
油，装在缸里以备平时；生产队分了牛羊肉，不敢实施“三光政策”，晾起一串串肉
干儿，以慢慢受用。队上分给青年点9头奶牛，夏季里每天两桶牛奶，我们也舍不得
“一次性处理”，留下一些酸奶做奶豆腐、炼黄油，就连油渣子也用来拌凉菜。三十
几位知青兄弟姐妹，每人轮流一个月当炊事员，都学会了贴玉米饼、蒸玉米发糕之类
的手艺。青年点里不但养猪，还在草原深处开了一块菜园。收工回来，有帮忙挑水的
，有烧火的，有切菜的，知青家响起一片锅碗盆瓢曲，其乐也融融。
    为了打牙祭，知青哥们儿使出浑身解数，手段高超、多样。冒着大雨，我们曾顶
着草帽到水洼里捉青蛙，回来烤着吃；趟着露水，我们曾在草地里捉到刺猬，回来在
铁壶里煮熟吃；下套子打野鸡，下夹子逮野兔，我们都干过；骑马野游，在湖边捡到
几窝野鸭蛋，我们更是狂欢不已……
    自然，淘气鬼难免做出淘气事。在生产队剥花生种子，我们不时地偷偷往嘴里送。
队里的玉米地、菜地、瓜园、葡萄园，我们都曾去做过“梁上君子”。一天，不知两
位哥们儿从哪里牵来一条狗，把它吊在房梁上勒死，煮了半锅狗肉，竟然享用好多天。
这两位的饭盒可派上了用场，曾几次用来炖小鸡，还背地里自夸是梁山好汉时迁。也
实在是尴尬时做出的尴尬事。
    1972年端午节，哪来的粘米粽子煮鸡蛋？用什么来祭奠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青年
点里清冷寡灶，正是青黄不接时节，离公社粮站30多华里没来得及买粮食。午饭，炊
事员只好煮了一锅玉米粒，大家端着大碗泡了咸盐来吃。
    第二天，还是老牧民朋斯克把我与另一位知青春子叫到他家，给我们煮羊头吃。
几杯老酒，几头大蒜，我们围坐在火盆旁，吃得满头大汗。尽管这些年时常能吃到所
谓的美味佳肴，可总觉得没有那次清水煮羊头那么香。

 

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二）
                安得土房遮风寒
    我们知青家，也同样受到住房以及相关问题的困扰。
    在草原牧区，“逐水草而居”的情况不多见了。牧民们虽然早已定居，但是住房十
分简陋，无力讲究也无法讲究。一是由于下阴地春夏翻浆盖房不牢固，二是缺乏砖瓦沙
石木材之类的造房原料。因此，大多数房屋是用草坯搭垒而成，甚至还有少数房屋是用
柳条编成、外面糊一层牛粪的“崩崩房”。
    知识青年点有国家拨给的专项建房资金，以至把木料也统一下拨，总应该住上像样
一点的房子。我们青年点先后盖起两处共9间房子，一律的石头根基、土打墙、正经的檩
木柁材，挺立在艾里（村子）当中，有点像鹤立鸡群。
    虽然如此，由于当地的沙土不宜盖房，经不住风吹雨淋，我们的房子逢雨必漏。大雨
来临，我们便纷纷把塑料布扯出来，搭梯上房，盖满房顶；屋内大盆小盆、炕上地下接雨
。天晴了，晚间我们躺在炕上，从房顶漏雨的窟窿里，看天上的星星。
    更令我们担惊受怕的是，屋内墙壁裂开的缝隙里，爬满了臭虫。尽管满屋撒下六六粉
，可那些臭虫毫不畏惧，在我们的身上、被褥里横行无阻、自由来往。我们被咬得无法入
睡，于是经常起来挑灯夜战，用针一串串扎臭虫，在墙上扑捉臭虫，一股血腥气扑鼻而来
，格外难闻。身上咬起的疙瘩无以计数，瘙痒难忍。还有大量的恶狠讨厌的蚊虫，常常向
我们发起顽强猛烈的袭击。有矛便有盾，我们自有对付的办法：睡前干脆不点灯、点燃艾
蒿绳。这两样主要措施还是颇见效果的，个把蚊子，叮出我们身上个把疙瘩，也就不在乎
了。再就是老鼠于屋内乱窜，蛤蟆在屋内乱跳，也是习以为常了。
    至于每铺炕上睡五六个人，拥挤不堪，我们只能看作是乐趣了。大家的褥子互相迭压
，却尽量不睡“火烧边”；谁若想翻身先喊口令，哥几个一起翻，免得互相碰撞。熟睡时
打呼噜的、咬牙的、说梦话的等等，形成“交响乐”，天亮醒来便有了互相调侃笑谈的资
料。
    未雨绸缪，每年春季，我们都要给房舍抹一层泥巴，准备迎接雨季。那时我们都成了
泥瓦匠，有和泥当小工的，有抹泥当师傅的。有道是“和泥打墙，累死阎王”，虽然累得
喊爹叫娘，却是心中宽慰——因为这时保证要改善伙食的。这就是苦中有乐。
    我们知青点以及整个村落背靠一座敖包山。山不算高，每天清晨或傍晚，几个人如果
勃发兴致，便一起登上山顶，看日出日落，看近处的袅袅炊烟，看远处的滚滚牛羊，听隐
隐牧歌，听瑟瑟风响。于是，艰苦的生活中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画画的、吟诗的、作文
的，哥们儿姐妹儿尽管读书不多，“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此时却号称知识青年，俨然
变成了文学艺术家。
    还有一个问题尤其令我们头疼，迫使我们跑细了腿。那就是厕所问题。
    都说城市里公厕问题成问题，殊知在草原牧区根本就见不到厕所。知青点都是青年男
女，没有厕所终然是极不方便。时间长了，于是约定俗成，男女知青划定了“势力范围”。
男知青大小便，向后边的敖包山进发，总有两千米之远，躲在山沟里、沙包后大行方便。
久而久之，哥们儿之间形成了“黑话”，大小便分别称之曰“大进山、小进山”。
    青年点前边不远有一片小树林，那是女知青的“领地”。枝繁叶茂林密，天然屏障，
小伙子们谁也不敢前去冒犯。然而，实在出于无可奈何，那片树林偏偏是我们上工收工的必
经之路。为了避免尴尬，男知青一旦跨入树林时，总是故意大声说话，或是亮上几嗓，意在
让女知青们及时回避。久而久之，树林里遍地都是卫生纸，男知青们称之为“公害区”。
    村中当时只有一眼水井，在敖包山下老远的地方。中间好长一段沙窝窝路，挑着水上坡
真是两步退一步，十分吃力。知青点30多人吃水，两口大缸总得几十桶才能灌满。于是大家
常常争着去挑水，特别是男知青们，总要显示男子汉的风度，任凭收工回来已经疲惫不堪，
也要抄起扁担去挑水。女知青们心中不忍，就常常为男子汉们洗衣服，以显示“半边天”的
身份。平等、互助、友爱，在这个大家庭里就是如此形成的。
    一个锅里抡马勺，那真是同甘共苦。当今社会上有所谓关系最紧密、感情最真挚的“四
大铁”之说，其中就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这个我信。

 

 

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四）幻想着双翼的神马    
                  世人都晓蜀道难，谁知塞外路亦难。
    要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常常盼望的是回家，而往往害怕的是坐车。茫茫草原漫漫路，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牧区因贫路而贫血。穿经我们所在大队的，只有一条县级砂石公路，
坑槽遍布，多是搓板，并且冬天冰阻，春天翻浆，夏季沉陷，水毁沙埋，车辆经常不能正
常通行。更何况，那时的旅客班车还是解放牌的敞棚大卡车，坐上去风吹雨打，颠颠簸簸，
可称“万墩公里”。尽管如此，想家的知青们，天长日久与班车司机和乘务员混得厮熟，
路上一招手，车便停下来，攀上车去一逛荡就是一天。只有骏马、骆驼、马车、勒勒车，
才是牧民也是我们知青的主要交通工具。
    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号。马曾经是蒙古族人民形影不可分离的 生产工具、
生活资料、战斗装备，首当其冲的用途则是交通工具。在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门前都竖立着
拴马桩，大队办公室也摆着一排马鞍，好比如今多见的车库和停车场，人们出门入户必是骑
马。牧民们爱马爱得如痴如迷，如果谁有一匹好马再配上好鞍，那就格外得意洋洋、被人不
敢小瞧了。他们给自己的马取了好听的名字，就连马鞭、马绊也十分考究。是啊，谁不喜爱
和珍视自己忠实的旅途伴侣呢？
    我们男知青，多数都有自己心爱的坐骑。这些马是从散放的野马群里抓来的，生产队有
规定，每驯养一匹野马，一年给60个工分。既有马骑，又挣工分，这一举两得的幸事，可真
有牧区特色吧！不过，驯马养马并非轻而易举，胆小鬼和懒汉是做不来的。马欺生人，常常
是嘶叫着，撂着蹶子，我就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我们那位牛子，生性豪放胆大，抓来一匹
烈性十足的高头大青马，一直半个多月才渐渐驯服，其间也曾被摔得鼻青脸肿。他东借西凑，
给大青马配上了漂亮的鞍子、缰绳、马索，每天晚上绊在水草丰茂的草原上，第二天清晨踏
着露水牵回来，饮水、喂料、梳毛，简直像伺候自己的亲人。什么时候有事要行路，大模大
样地翻身上马，一溜烟便无有踪影了。
    坚韧不拔的骆驼，也曾负载着牧区人民的重托，日夜兼程，昂然跋涉。在我们大队，我
所景仰的人物之一，就是牵骆驼的希日布大叔。他的驼队有20多匹骆驼，年复一年地穿沙漠、
跨草原，顶风雨、冒严寒，往往返返运送绒毛、食盐、树苗等生产生活资料。不过骆驼那家
伙庞然大物，到了二八月发情期有些癫狂，散放的公驼有时见到人也穷追不舍，这里就曾发
生过被公驼压死人的事件。牧民老乡告诉我们，如果遇到被骆驼追赶，赶紧甩掉身上的衣服，
骆驼往往会趴到衣服上去。这好像是金蝉脱壳的办法。
   我们都学会了驱赶勒勒车。这种车又名“单牛拱”，可谓草原上古老而颇具特色的运输工
具。它结构简单，造型美观，使用方便，长途短途都可以，草地沼泽、山路沙漠皆适应。一
头键牛，两扇木轮，可载重三四百公斤。勒勒车有时连接三五辆乃至十几辆，这般草原列车
由一人驱赶即可缓缓行进。近处拉柴草牛粪，远行运粮油食盐，居家过日子不可缺少（相当
于过去农村人家的驴吉普、后来的小三轮拖拉机）。游牧外出时围以木盖帆布即是贮物库房，
迎送亲友时罩以毛毡苇席便是轿车，备用饮水时载以牛皮口袋铁皮桶就是水车，真是灵活多
用。为防途中损坏，一把斧头、几块木料、一吊油壶就是维修工具。行走起来，晃晃当当，
吱吱嘎嘎，有板有眼。然而，实际生活并非这么浪漫。每当我只身赶着勒勒车，顶着漫天风
沙到草原或沙漠深处检牛粪时，孤单寂寞，路远牛慢，那种滋味实在相当地不好受。
    知青哥们儿发子是生产队的“马车司机”，赶车技艺娴熟老道。我们非常喜欢坐他的车
出长途，比如去公社粮站拉粮食，去沙窝里拉柳条。坐在车上，长鞭炸响，驷马扬蹄，车轮
飞转，格外舒服惬意，再加上我们有说有笑，简直飘飘欲仙了。
    民兵训练，我们曾骑马驰骋实弹射击；外出游玩，我们曾跃马扬鞭奔走如飞；劳动中，
我曾与老黄牛相依为伴；外出时，我曾徒步跋涉浩瀚的沙漠……当然，我还亲眼目睹过，牧
民们第一次看见带棚的客车到草原时，那种惊诧和欣喜。
    弯弯曲曲的牛车道，在草原上留下两条深重的辙痕。它怎么可以知道，若干年后会变成
两道闪亮的钢轨。牵骆驼的希日布大叔，在沙漠里慢吞吞地艰难行进。他做梦也想不到，小
儿子长大后当上了潇洒的汽车司机。草原人民幻想的“双翼的神马”，正在变成现实。草原
与外面精彩的世界，势必要连接起来。

 

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五）
    夏秋时节的黄昏时刻，是我们青年点颇为辉煌、潇洒的黄金时间。大家收了工，
吃完饭，梳洗干净，开始享受那无以伦比的轻松愉快。
   “来一段？”春子问。
   “来一段！”成子答。
    当时正是所谓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之时，电影里、收音机里、图书报刊里，
触目触耳皆是样板戏。耳熏目染，我们能把那八个剧目大段大段演唱出来，以至于再唱“临
行喝妈一碗酒”、“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觉得太一般化、业余化了。后来，我们经常变换
角色，整段成折地演唱《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场。
吼着嗓子演杨子荣的，勒着嗓子演阿庆嫂的，格外地投入、卖力，把一天的疲劳和愁苦抛到
了九霄云外。
    知青中不乏带有“艺术细胞”的人才。男知青春子吹得一口好笛子，宝子拉得一手好胡
琴；女知青半吨、熏风都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实在没有艺术专长的，就敲着盆盆罐罐跟着
凑热闹，或喊着“冬不隆冬呛崩呛”进行口头伴奏。我们常常撒欢尽兴到深夜。
    于是，青年点的文化生活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全是憋出来的穷欢乐。而且，大多数内容
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比如，几乎所有的知青自然而然都有了绰号，当然每个绰号都有其特
定的起因，含义贴切，叫得响亮。男同学中，有根据姓名或性格而起的“猴子”、“发子”
；女同学杨某因每逢劳作时呼哧呼哧喘大气，大家便称她为“风箱”；丁某因身材高大肥胖
，于是就有了“半吨”的称号。惟有我的绰号感觉有些牵强，却也别具民族特色，叫做“毛
合陶力高”，蒙语的，翻译过来是“秃头”的意思。只因我下乡第一年的夏天便剃了个光头
，以图凉快省事，可是我并不是秃头啊。
    在我们青年点，我算是大家公认的“秀才”之一，只因我坚持做日记、写个发言稿之类
比较顺手罢了。一次，面对衣帽不整的知青们，我口占一首快板诗：“防修服，身上穿，三
分之二挂心间；防修鞋，脚下踏，阶级敌人踩脚下；防修帽，头上戴……”“把我光头来遮
盖！”
    没等我说完，春子接了这样一句，惹得一番哄堂大笑。
   女同学何某，家庭经济条件好，平时很讲究穿衣打扮。就是在这荒僻的牧区下乡期间，
每天也要坚持擦胭抹粉，着意梳妆。为此青年点在“斗私批修小整风”活动中，有的女知青
直言不讳地批评她“有资产阶级小姐作风”；男同学背地议论说，从她身边走过，那香气能
熏你摔个跟头。“熏风”的雅号便由此而来。不过，熏风好学上进，较有才华，加上春子，
我们三人曾成立宣传报道组，负责知青点的壁报和生产队的板报等方面的宣传事宜。有一次
旗文化馆出演唱专集，竟然选中了我们创作的对口词。面对飘着墨香的铅字，我们飘飘然，
自以为分明是真正的“色格腾扎劳”了（蒙语：有知识的青年）。
    其实，最令我称羡的，是一名绰号为“阴天”的哥们儿。他的哥哥在城里是文教局的干
部，经常给他捎来一些书籍，诸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唐诗三百首》等等。那年月，那
些书，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天外来客一般稀罕。“阴天”读书多，记忆力又好，常常摇头晃
脑吟诵几句什么；说起话来则引经据典、刀枪舌箭、振振有辞；有时候陆游苏轼辛弃疾啦，
巴尔扎克契科夫啦，搞得大家张口结舌。哥们儿们自知在这方面不是他的对手，心怀几分嫉
妒，背地里说人家是“阴天种豆子——潮种”，“阴天”之绰号由此得来。
    还有知青点的指导员、颇具理论家风采的“猴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质彬彬
的“赵眼镜”；能歌善舞的女知青华子……谁说我们不是人才济济呢？谁说我们的文化生活
不是丰富多采呢？
    一张《参考消息》读得希巴烂；在大门口搭一根树条就可以跳高；遇到水泡子就冲进去
游泳……青年人就是这样，浪漫时忘乎所以，挫折时怨天恨地，天真烂漫，无所遮掩。终归
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艰难困苦中，时常想家啊！欢喜时或郁闷时，我们大碗喝酒。有一天
晚上小男子汉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在院子里爬着哭着喊妈妈，有的把酒碗一摔就要徒
步回城看奶奶，有的唱着“八年前风雪夜”。如今看来，这种情形倒是更具“知青文化”特
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