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个反间谍的传奇生涯
( -电视剧《陈赓大将》4-5) |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加强了锄奸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几人负责，在国民党情特机关心脏，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广东人。自幼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共特科影响下工作。为了使杨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给他送去不重要的中共文件，还供给他一些中共活动情报。还布置一些机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不可靠的党团员，让他去逮捕。中共特科除供给他交际费用外，陈赓还特别呈准中共中央特委为杨登瀛买一部汽车。
杨利用这个特派员身份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协助中共购买枪枝，为中共镇压叛徒、内奸，或在被捕后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保卫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各机关的安全。
杨在特派员任内，在上海为中共作出了极大贡献，计有下列各案：
（一）白鑫案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共特科决定在彭湃等人于八月二十六日从市公安局解往警备司令部途中，使用武力劫持，先嘱杨登瀛参与审讯彭湃等人时，暗示中共将予营救，但因时机错过，八月三十日被杀。
中共虽经过一番努力，一时未打听出白鑫身在何处。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日报”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已于日前解往南京，带罪立功，以观後效。实事上白鑫未离上海，也未去南京。
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中，范家住法租界霞飞路和蒲石路间的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杨特派员几次受中共之请到范家去找白鑫闲谈打麻将消遣，才弄清楚白鑫决定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时从范家出发乘轮放洋。杨登瀛立即将此确切信息通知中共特科。中共作了严密部属，陈赓派柯麟在白鑫所住弄堂租下最后一家房子，陈赓自己也紧靠白鑫住处的二十七号三楼租房住下，以严密监视白鑫行动。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邵扶民），但忠余等人在白所住四十三号周围弄堂里埋伏下来。当晚杨登瀛还去范家给白鑫送行以侦察白出发的确切时间。晚十一时许，白鑫在范家最后一次晚宴后，一行七人刚跨出范公馆，一时枪声大作，陈赓亲自指挥邵等将白鑫、范争波之弟范争洛、保韩玉秀等四人杀于家门前。范争波受重伤。
（二）任弼时案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培国）在上海一早出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被捕。任被捕后化名彭德生，陈赓透过杨登瀛去营救。杨利用自己与租界巡捕房的特殊关系，向巡捕房当局说明，彭德生是他手下的人，误捕，年底开释。
（三）关向应案
中共中央委员关向应（致详）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工作时被捕，抄去甚多中共机密文件。中共特二科派刘鼎以杨登瀛特地请来的专家身份，鉴定文件真伪。刘从鉴定中把中共重要文件取回来。数月后关因杨的关系也被释放。
（四） 戴冰石案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党员戴冰石自首愿为国民党效力。杨登瀛把情况告述陈赓，陈遂派中共特三科人员于戴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将戴当场杀死。
（五）陈慰年案
一九二九年夏天，杨登瀛获悉，党员陈慰年出售中共文件。中共特二科经过内线查明陈慰年不但已秘密自首出卖文件，而且居然还是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查员。中共决定让杨登瀛作东请陈慰年吃饭，令中共特三科行动人员认清陈慰年的面貌，并跟踪到他所住地方，然后在其弄堂设一书摊以监视陈来往的客人。一个月以後，中共特三科人员就在弄堂将之杀死。
（六）史书元案
一九三○年春天，杨登瀛发现中共军中一叛变军官史书元，正利用上海一品香饭店作掩护，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密报中共机关事，乃告知陈赓处理。陈令中共特二科、三科人员全体出动包围一品香，陈赓到现场指挥。刘鼎为杨登瀛的专家，随杨进入饭店参加宴会，以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刘大汉则以记者身份进入饭店探访。没想到史书元也是行家。一看苗头不对，迅即脱离现场，反而刘记者及中共行动人员因行迹可疑被捕，稍后才释放。
（七）黄第洪案
一九三○年四月，中共党员，黄埔一期六队学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留学回上海，就密函蒋介石，愿脱离中共。杨即将此案详告中共特二科刘鼎，周恩来获悉后指示隔离黄第洪，再进行调查。杨登瀛两次约黄到指定地点见面，黄甚机警，两度爽约。其后中共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密报属实，拟对中共机关大破坏，乃由陈赓率员将黄逮捕秘密消灭。
（八）山东省书记案
一九三○年秋天，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到上海开会，不慎在饭店被捕，随即叛变，关在上海松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会晤，杨匆忙离开司令部找陈赓报告情况。陈赓根据中共特委的指示，派刘鼎以杨登瀛的专家身份前去给他拍了两张照片，证实此人确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不久，中共授意杨登瀛把他杀了。
以上这小小八案，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同志，对中共坚贞不二的记录。但他绝无想到，自己舍生忘死后，会有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结局。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杨登瀛受牵连于月底被拘押。由于杨是周恩来、陈赓直接单线领导，故顾顺章知之不详。于是杨在狱中只承认有失误，根本不承认通共。于是在次年，即1932年，杨由其老朋友老上司张道藩保释出狱在家悔过。至1934年中统才再度起用他，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此时的杨已无当年的风光权势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杨摆小摊谋生。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杨登瀛被捕入狱。周恩来总理知悉后，指示南京将杨释放，并按月发一点生活费。
1976年1月，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然而周恩来也许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国特”（中统杨登瀛）、“大内奸”（特科鲍君甫），再受揪斗，于1970年冬天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