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早逝的大弟·
英年早逝的大弟，化作云雀远离苦难
上山下乡，对我家兄弟姊妹来说，无异是一段家破人亡的刻骨铭心往事。
从64年到74年，我家八兄弟姐妹中有五个作为知青下放农村，全家十口人，有八个曾在农村接受过“再教育”。
老二下放江永，老三下放零陵，老四下放汨罗，老五下放华容，最小的妹妹高中毕业后去了长沙县，大姐68年大学毕业后也逃脱不了去农村的厄运，她和姐夫被分配到新晃县少数名族侗家老山林里当医生。文化革命中，我父亲被关押在五七总校劳动改造，母亲当年在省工商联工作，也要下到五七干校，她选择了离大弟最近而却离长沙最远的零陵福田五七干校。
我在乡下呆了十四年，其中滋味对于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而和我大弟比较起来，我能活着回长，又算万幸了。我的大弟，却是活活累死在乡下，直到死前一个多月，才回长治病。
大弟叫彭树琪。是长沙市第二中学65届的高中毕业生，他1.83M的瘦高个，性格开朗、爱好广泛。1965年，成绩优秀的他报考北京外语学院，因家庭出身不好不予录取，随学校同学一起下放到零陵县孟公山公社，五星大队，下老屋生产队。在生产队他忘我劳动，刻苦学习。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极度的营养不良，不幸患肝癌于70年8 月28 日去世。
若自今他还在的话，他也许从文，因为他热爱文学；也许他在音乐王国里会有所作为，因为他热爱生活，酷爱音乐；也许他会出国深造，他英语成绩很好，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英语日记。可惜他英年早逝。
在生产队，他总是以大哥身份，照顾年龄小体质弱的同学，队里的重活总是他抢着干，同队的同学都将他当作自己的兄长，尊敬他、喜欢他。直到他病重得做不动了，在同学们的劝说下，他才决定回长治病。返回长沙的那天晚上，全队知青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唱歌、拉琴，祝福他早日康复。他则将知青点的“家务事”交代清楚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患难与共的知青朋友。没想到他这一走，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每每想起大弟在病重期间那种留恋人生而又冷静、顽强与病魔作斗争的一幕幕情景，总是伤感得无法抑制自己。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他，我基本上是安排值晚班。
为减轻他的痛苦，分散他的注意，我经常伏在他的床前，轻声唱歌给他听。他有时也强忍疼痛给我唱歌。有一支新疆民歌“云雀之歌”是他住院时教我唱会的。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啊，我要张开那翅膀自由飞翔在兰色的天空中，我要放开那歌喉和你一起纵情地歌唱，和你一起纵情地歌唱......”教完后，他掉泪了，他是多么渴望生存啊！
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晚上，他疼痛难忍时，我就扶着他，从病房到走廊来回走动，他右手捂着肝区，口中一遍一遍地吟唱着自己编的"哎咳”调：“哎咳哟荷，哎咳；哎咳哎咳哟荷，哎咳......”三十多年来，这坚韧而又痛楚的呻吟总是在我的耳际回响，这催人泪下的绝唱，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在剖腹探查的前一夜，他没有感到痛，他对我说:“但愿不是绝症”。
第二天从手术室出来后，医生给他开的是一张“晚期肝癌”的诊断证明书，他比我们知道结果要早一些，手术后医生就将结果告诉了他。一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
有一天晚上，他摸着我的脸说：“佩姐，我还好多知识没有学，好多事情没有做，我好想活下去......”，我能用什么话去安慰他?我只能握着他的手无声地哭泣。这时他从枕边摸出十几封信（同组知青在他重病期间给他的信）交给我说“留着做个纪念吧，你们从信中可以看出我在农村的表现和为人。”我拿着信跑到病房外大哭了一场。
二弟被电报从下放的华容召回，守候在大弟床前整整一个星期，大弟还关切地对二弟说：“我收集了几个罐头盒子，等我好了，帮你做一个煤油炉带到乡下去，弄点小灶，也可补充一点营养。”
大弟住院期间，父亲还被关押受审，政工干部押着他去医院看了一次大弟，也仅仅是看了一眼。记得那天父亲坐在大弟身旁一言不发，只是老泪纵横，老人怎能不伤心呢？这是他的长子呀！
１９７0年8月28日上午，大弟与世长辞了，父亲当时连火葬费都付不起，但他说，要为大弟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送他上路。我们强忍着悲痛，安埋好大弟，又各散五方。
英年早逝的大弟，化作云雀远离苦难。大弟走了，我却时时怀念着他。我经常唱着他教给我的“云雀之歌”及冰山上来客主题歌“怀念战友”。而每当唱起这两首歌时，我的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滚滚而下，为大弟，也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