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冬，寒风瑟瑟。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一声令下，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集中到长沙河西地区岳麓山下，参加“×××思想学习班”。省文化系统安排在公安干校学习，称为第八大队。主持学习的是军代表和工人宣传队。前来学习的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群众，另一类是专政对象。革命群众周末可以回家休息，专政对象则没有人生自由，各单位的工人组成的专政队监视这类人的一举一动（我插一句：那些所谓的工人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1971年我当了产业工人后才明白他们只能称为职员）。母亲属于前一类，每日清晨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平日参加学习，很少发言，行为谨慎，避免麻烦。父亲属于后一类，与数十个专政对象一起关押在一栋红楼里，这原来是学生宿舍。他没有资格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主要任务是学习×××著作，如“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交待材料和思想汇报，接待全国各地来长沙外调人员。当时称呼他们这类人为“黑鬼”。每人右臂上戴有一个白袖章，上面用毛笔写着“反革命份子”。黑鬼到附近的省委党校商店购物必须向专政队告假，经批准后方能外出，规定要戴上白袖章。黑鬼去食堂就餐须集体行动，排成一列，整齐舞动的白袖章，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让人联想起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奥斯维辛建立的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胸前佩戴的六角星形状的犹太标识。

父亲不愿忍受人格的羞辱，除了就餐，他干脆不走出红楼。母亲为他准备食品，让我送去。我与院子里一位邻居的孩子结伴去探监，同伴的父亲也关在红楼。我俩步行数十里，过了湘江，怯生生地走进了阴森森的公安干校的红楼。一位男子从侧面一间房子出来拦住了我们。

“找谁？”他凶狠狠地发问。

我回答说看父亲，并报上了父亲的姓名和单位。他领我们进了值班室，这时我才看清楚他的像貌。他四十左右，中等个头，微微发胖的身躯支撑一张黝黑圆脸，嘴角叼着香烟，开口说话就露出一排烟熏黑牙，一副凶神恶煞的像貌。他操着一口北方话拉腔拉调地向我俩发问，我的同伴顺利地通过了他的盘查，允许进门探视亲人。他进去后见到我父亲，便告诉父亲我在外边，等会就进来。父亲满怀高兴地等待着我的出现。

值班室只剩下我和这位面部表情充满着阶级斗争是专政队员。他提问，我作答，一来一往。当我说带了一些食品给父亲时，他嗓门提高了八度，愤怒吼叫：你父亲是黑鬼，是右派，是别动队员，是历史反革命，正在接受审查，你还送东西给他吃。这是立场问题，没有与敌人划清界线。不容分辩，他轰我出门，没有让我与父亲见面。我手拎着那袋子，走出了森严的专政值班室。与父亲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我当时脑子闪出的第一念头：为什么同伴可以进去探望他父亲，而我则被挡在门外？感到万分委曲，我朝岳麓山奔去，欲让青山主持公道，为什么我不让见父亲？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父亲见我没进去，托同去的小伙伴出来打探消息。他找到我问明了原委，回去告诉我父亲。父亲也只能发闷气，他是失去自由之人，又能向谁申诉？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岳麓山上布满着铅灰色的厚云，令人感到压抑。这一天的经历犹如的把利刀在心灵刻下一道伤痕。

   2007年冬至日，我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了岳麓山下，来到了这片伤心地。公安职院的校园里，红楼依旧，它静卧在绿树丛中，远处山际线显露出岳麓山的轮廓。云开雾散时，我举起了相机，不停地拍着。好多身着警服的学员从红楼前经过。

我原本想来寻找到位满脸阶级斗争的专政队员，我想对他一句：你羞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你真有本事！

物是人非，我当然再找不到他。

1969年7月，我随父母亲，从这座红楼前，乘汽车，奔向千里之外的靖县。当时的感受是一种解脱。

这所学院每年培养数千名司法警官，他们是共和国法律秩序的维护者。但愿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不再出现……

红楼依旧，它静卧在绿树丛中，远处山际线显露出岳麓山的轮廓。

红楼近景

红楼西墙

校园里的警官

但愿这不仅仅是标语口号

令人心酸的回忆.

有完全同样的遭遇，有完全一样的心情，居然也是几乎完全一样的一栋楼（颜色不同式样有些区别）！

不过我时年龄大些（15～16岁），去的次数多些，人就老练些，心眼就多些了，曾用“大红花”的烟盒子，塞满“光荣”的纸烟再照样封好后送去的，看守查看了一下就没有吭声。只是家里那一堆大红花的烟很抽了一段时间才消化完。

当年这些看守现在大多日子也不好过，早被其主子们一脚踢开哒，不少骨头早就可以打鼓哒。当狗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也轮不到他们当主子。

也的确如上文中所讲，这些人中也没有几个是正经的工人与普通士兵。如我父亲专案组的一位很卖力的人，自己实际上就是“职员”，不过他在八十年代时，在院报上又大写歌颂他当年卖力整过的这些老教授的文章，我倒是想要他再多写一篇《从打手到吹鼓手》，不过后来一想，这些人也没有必要再去理会他们哒，他若能反省自己，自己便总能从经历中悟出些什么来的，若还是蠢不带发，那就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算哒。

为什么同伴可以进去探望他父亲，而我则被挡在门外？感到万分委曲，我朝岳麓山奔去，欲让青山主持公道，为什么我不让见父亲？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文章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看到这里，我也一阵心酸，泪流满面。我和你一样，也到布满铁丝网的牛棚给父亲送过生活用品。同样也遭受了那帮人无理刁难和野蛮的呵斥。想当年你还比我要小两岁，小小年纪要承受如此的磨难，幸庆你都挺过来了。今天又见红楼，事过境迁。楚人弟，我们学会忘记那些痛苦吧。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袁学之才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

    "红楼"我想起当年"北大"的沙滩红楼,时过境迁,颇有相似之处.

     我母亲68年冬是在河西财贸学院的“五、七”干校*****学习班。周末，我老远从侯家塘到中山路“一条龙”买了饺子给母亲送去。母亲是属于“专政对象”，罪名是“为右派翻案”。原由是说过我父亲当年打成右派是因为给邓小平写大字报。

     母亲穿着最旧的衣服，胳膊上系着类似“大卫星”那样的白袖章，上书“牛鬼蛇神”，面容憔悴。我问：累吗？母亲答到：人不累，心累....

     经楚人提起,那情景历历在目，心怀酸楚。

     81年我在工厂工作。一日，有一位当年的“造反派”头头（车间主任）说我车床打扫的不干净，要我重擦。我“恶从胆边生”摸起一把扳手就要和他干，“你怕还是68年啊！”。同事们抱住我说：真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大火气。我说：全不是为了今天。

也有类似的遭遇，一样的寒冷的冬天，一样的红楼，不过是湖南师范学院的红楼，有四层高，关押管制干部期间不时有人不堪忍受侮辱折磨从楼上跳下来，付出了生命。工宣队员是株洲331厂的，对人态度还好。我的父亲长时间不能回来，家里二妹妹觉得情况不妙也去红楼探望。她才14岁，小学毕业，因为文化革命没有升中学，性格刚烈。经过层层询问进得会客室，看见戴着符号的父亲，二妹妹顿时嚎啕大哭，大吵大闹，哭闹声轰动了整个红楼。多少年过去了，一些当年的父辈们还记得当年妹妹大闹红楼18栋的事情，在当时这是一种少有的反抗。

谢谢楚人告诉我们子弹库和楚文化的故事，今天我才晓得，你上次考我的子弹库原来近在咫尺！

“湖湘文化发轫于宋朝，集其大成于晚清。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正源。如今部分长沙人信神敬鬼，死了人做道场，唱夜歌子，据说这些是楚文化的残存。

楚国人从创立一个方圆不过一百里的蕞尔小邦，到建成一个方圆五千里的煊赫大国，只经历了七个世纪。楚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它孕育了老子、庄子、屈原这样的哲学家、文学家。

子弹库，这个行将被人遗忘的长沙地名，再过数十年，又有谁还知道这儿是出土了代表楚文化最高水平的文物？”

下面轮到我来考你了，你在图书馆工作年久，知道这座图书馆在哪儿吗？

祖国一日千里，现在可以说是一日万里了。图书馆事业也是这样，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２１世纪以来，高校扩招，中专升格为高职院，各院校为了应付“达标”检查，都在扩建或重建图书馆。立立版主发的这两张图书馆照片，所拍的图书馆我确实搞不清楚在哪儿。不过我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这是一个高等院校图书馆。

听说湖南农业大学建了新馆，不晓得是不是？也许是衡阳的湖南工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