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忘记的日子
——纪念上山下乡29周年
12月 2日，一位衡阳的初中同学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了三秒钟，猛然记起这是当年他下山下乡的日子。39年前的今天，衡阳市第一批“四个面向”的中学生，在广场（广场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年在岳屏公园正门对面）集中开会，彩旗飞扬口号震天，然后分乘当局统一调配的大客车或大卡车，浩浩荡荡奔赴各自的下放地点，年轻人的心中都沸腾着崇高的理想和火一样的热情。
不过我是第二批下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先父在我就读的中学任教，文革初期即被打成“黑帮”遭受批斗（知识份子被打成“黑帮”决不是文革的本意，因为毛主席要整的是走资派，先父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得以平反），我也受到株连，划入了“黑七类”，遭到班上大部分同学的歧视，连毕业时的全班合影也不让我和其他“黑七类”参加，所以我不想与他们下到一起（至今我与初中同班同学毫无往来）；第二个原因是我不想下到农村，想“下湖”（洞庭湖畔的“黄盖湖”农场）。但是“下湖”的政审较严，我通不过，最终被迫写了下乡的“申请书”，成为了衡阳市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想来，幸好没有去“黄盖湖农场”，据说那些“下湖”知青比我们下乡知青的处境还要不堪回首）。
我们学校第二批是下放到衡南县樟树公社，据说是文革初期步行串连时，学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去井冈山时从此地经过，在公社接待站住了一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偏远、贫穷，于是在学校讨论下放地址时就提出了这个地方，但在张榜公布时只写了“下乡地点：樟树公社”。我与先父拿着一张衡阳地区的简易地图找了半天，找到了两个有“樟树”名称的公社，一个是衡阳县的，离衡阳只有20公里，一个是衡南县的，在衡阳市以东80多公里，标注“樟树脚”，当时我还心存侥倖，希望是衡阳县的那个樟树，可是不幸得很，我最终来到了衡南县的樟树脚。。
1968年12月18日，是衡阳市第二批知青下放的日子。第二批可就没有第一批那么风光了，不但市里没有举行集会，学校也只搞了个简单的仪式，就叫我们上车。我们一共是18个人，与我同年级（不同班）的10人，比我低一年级的 8人（我是属于67届的），公社来了个姓廖的革委会副主任作为接收大员，学校也派了个教师作为带队干部（后来他在乡下呆了三个月）。我已不记得坐的是客车还是带蓬的卡车了，只记得汽车颠颠簸簸七弯八拐地行驶了三个钟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第二天开始办学习班，办了三天，地点在公社办公楼的会议室。办公楼是两层的砖木结构，会议室在楼上，地板是木的，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室内生了几大盆木炭火，四壁被烟火薰得黑黝黝的。公社的胡会计（他还兼着公社秘书之职，当时30岁左右，后来我与他搞得很熟，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是主持人。三天里，上午是公社革委会的正副主任轮流讲话，下午是讨论。第四天开始分配。我们是该公社第一批下放的（1969年一月份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应届毕业生也下到了樟树公社，是该公社的第二批下放知青），全部分到了交通最便利的一个大队——良田大队，从衡阳市通往樟树脚的唯一一条公路就从良田大队经过。大队共有6个生产队接收我们。6个生产队长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与另外一男一女被分到了第一生产队（又名蔡家生产队，是良田大队也是樟树公社的门户）。
后来我在生产队扎扎实实干了两年多，又到公社文艺宣传队干了两年，最后宣传队全体转入公社办
的良种场，又干了两年，直到1975年8月招工到怀化铁路分局。
2007.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