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一包的威力
在湖区干过的知青，一定都忘不了每年春天，那一望无际的红花草籽田。
是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红花草籽是早稻的当家肥料，其被农民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我插队的地方，田多劳少。需交派购粮的田人均四亩多，还有许多见天收的湖荒甩亩。
这么大面积的田地，又基本都是双季稻，因此，每年必须留下不少红花草籽做种子，这就叫做种红花。
种红花老透后，需及时收获，晒干脱粒。这就需要老天赏脸，晴上几日才行了。
可是69年夏初，在该收获种红花时，老天就是不开脸，阴雨连绵，下个不停。队里几个干部急得跳，种红花若是沤在了田里，明年的生产还怎么搞？
就在大家将要绝望时，雨突然住了，有经验的老人都说，天老爷开眼咧，这下要放晴了。
傍晚收工后，生产队长兴发哥，站在村子的中心点，我们房东奶奶家的禾场上，扯起喉咙大声喊：恩朝晚上开会啊！各家各户不准缺席啊！
这生产队开会，我们早已领教过，拖拖拉拉，疲疲塌塌，人到得三不六齐。干部们先讲世界形势一片大好，再讲国内形势非常喜人，直讲得大家昏昏欲睡，东倒西歪。今天晚上的会，一定又是老一套。
吃过晚饭，我们慢腾腾地走进会场，却发现会场已座无虚席，各家各户不象以前那样只派些妇女、小孩来敷衍应付，那些当家的大男人都亲自来了。
大家满脸兴奋、交头接耳，会场里一片嗡嗡的说话声，充溢着一种不同以往的热烈气氛。这是怎么啦？有什么喜事吗？
兴发哥从那盏昏暗的煤油灯旁站起来，吭吭清了两下嗓子，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兴发哥性格急噪，讲话十分有特色，本地粗话可以非常贴切地夹带在他的方言里流畅地讲出来，却并不显得粗痞。
我们听惯了，不以为然。然而有次一位同学来玩，晚上正逢生产队开会，听到了他的发言。同学在笑得直喊肚子痛的同时，不忘做了个初步统计，结果是，队长的讲话平均每段有粗痞词5个。
兴发哥清完嗓子，开始讲话了，他一反以前的罗嗦套话，开口就切入正题：恩娘的bi哒的，这个杂种的天老爷，总算开啊脸哒，俺要抓住好天时，把种红花抢收回来！不然就夹lan哒！哪么抢？我个人有个想法，这次俺管他奶奶的搞一盘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要快点搞，争取明朝一天搞完，不然高头一晓得哒那个jiba日的就搞不成哒！
特色发言一气呵成！会场静悄悄的，二三十双眼睛盯着那盏小小的煤油灯，煤油灯后面坐着老会计。
老会计站起来，他简要地讲了这次行动的原则，即所有种红花田按劳力分到户，工分按亩计算，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每亩单价定得非常高。
人们脸上的表情随着老会计的讲话进一步兴奋，老会计问大家还有么得意见啵？众口一词吼出两个字：没得！
接着，老会计拿出一张纸，宣读起来：新鸡婆家，搞过水丘，观老爷家，搞大担丘，黄毛家，搞……我们认真听来听去，最后才听到：青年家没得男劳力，就搞全婆屋前头堰塘边那块小些的算哒！
说老实话，这种红花到底应该怎么收割，我们并不知道。听见只分了一块小的给我们，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但坐在我们旁边的花鸡婆告诉我们，收种红花是狠工夫，您几个女儿会奈不何的。我们也就算了，小的就小的吧。
散会后，我们四个人商量明天怎么干，最后决定早点起来，早点干完，收个早工，到隔壁队的同学哪儿去玩。打好小算盘后，收拾睡觉。
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迷迷糊糊中听见房东奶奶那急切的喊声：大G、小G、小L、小Y，您几个还没出去啊？别个都快搞完哒！
我们惊醒过来，穿好衣服打开大门一看，哇！太阳已挂在了半天空，这下糟了，怎么睡到了这个时候啊？
嗨！这怪谁呢？平时出早工，队长打雷样一声喊：架势哒……我们睡得再沉也会惊醒来。怪就怪今天搞三自一包，不用喊工，也没人喊了，所以我们睡了个天昏地暗，把起早床，收早工的计划丢到爪洼国去了！
急急忙忙扒了两口剩饭，抓起镰刀跑出村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大田里一家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割的割，挑的挑，男劳力清一色赤膊上阵，女劳力裤脚袖口扎起老高，老人、小孩也没闲着，一片你追我赶，劳动热情冲云霄的动人画面。
我们下乡以来，可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劳动场面，这和平常出大寨工，干部在前面吆喝，社员在后面磨磨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看来，这三自一包，威力还不小啊！
来到我们的那一小丘田边，只见种红花经雨水沤了几天，已经全部倒伏，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我们一时竟不知如何下手。
又到旁边田里看别人怎么干，看了一阵，才明白要一边用镰刀把根割断，一边顺着倒伏的方向向前滚动，把它卷起来。
于是，我们四个比葫芦画瓢干起来。干起来才知道了我们那句长沙俗语的涵义：“包子各样大，饺子各样长，看事容易做事难！”
那又湿又重的种红花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指挥，两只手顾了割就顾不了卷，顾了卷就顾不了割，只干了一小会，我们就腰酸背痛、腿脚发麻、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个个坐在田埂上喘粗气。看别人家的工作都已进入尾声，不由焦急起来，这怎么办啊！
这时，老会计挑着一担种红花经过，看见我们，放下担子：您几个还只搞了这点点啊，也难怪，这哪是你们青年奈得何的工夫。
小伙子立中也挑着担子过来了。立中是个回乡知青，平常对我们也蛮关照的。见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犹豫片刻说：“几个青年搞吃亏了吧？要不这样，您几个把这丘田让给俺屋里算了，俺屋里那一大块已经搞完哒咧。”
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四人立即将眼光投向老会计，眼巴巴的望着他。
老会计是我们刚下来时的房东，他和他母亲奶奶一样，对我们几个女知青的关心照顾胜过了自己的亲人。
老会计连连点头：要得、要得！立中你做点好事，这工夫要这几个女儿做，造孽咧！队长那里俺去讲。
就这样，我们舍弃了那搞三自一包分来的种红花田，舍弃了社员们认为是天上掉馅饼的高工分，象我们原计划的一样收了个早工，高高兴兴地出去玩去了！
一路走，一路傻乎乎的讨论，队里要天天搞三自一包就好了，那样的话工夫有人抢着做，我们肯定用不着这样累死累活的天天出工了。
当时十六、七岁的我们，虽然涉事未深，但农民对三自一包那种发自肺腑的拥戴，我们却留下了深深地记忆！
令我们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偷偷摸摸搞的一次三自一包，已经象萌芽，象星星之火，一遇改革开放之东风，便迅猛燃烧，以其巨大的威力和能量，迎来了祖国新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