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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专列站台
二00三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刚上班，就接到单位行办的通知，机关的男同志下午都要外出参加活动，不得缺席，并叮嘱这是一次政治活动。政治活动，这在上个世纪得七八十年代时较为流行的名词，当时还以能参加此活动为荣，只是这十几年来没听说过了，想不到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还有政治活动，倒底是什么活动？弄得神秘兮兮的。
我去行办打听，好在这个开放的年代不存在秘密了，行办主任说是去清理专列站台，有中央首长会来，是谁来？这站台具体在哪里？他也搞跎不清，等下跟车走就是的。这一说，我知道一大慨了，这专列站台我以前也只是听说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专停靠伟人专列的站台。
记得在一九七六年时，我们单位还去那里大修过，为他老人家又回故乡作准备。当时，去那里还要经过严格的政审，我们工区有三十来号人，只挑选了两人去，其他工区也如此，并还要求他们保密。他们回来后向我们炫耀说，这站台在大托铺机场边上，到那里都要通过岗哨的检查。可惜当年他老人家永远住在北京了，后来这座专列站台就很少有专列过来停靠。长时间荒芜在那里了。
这之前，我刚好看过一本书，书中介绍了六十年代初，导致扬尚昆挨整的“窃听器事件”，就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写明专列是停在大托铺机场的专用线上，记载得相当详细，更激起了我对那里的好奇心。
我们是乘单位得面包车去那里的，过新开铺，上新修的湘府路，再拐进一条不宽的柏油路，七转八湾的，过一道口就到了。中途只遇到过一次机场的岗哨，并不是想象中的戒备森严，我们的车子一直开上站台。
这座站台南北走向，只有南边一个进出道，东、西、北三方都是四五米高的土堆和护坡，呈U字型，在外面是都看不到站台的。汽车可以直接开上站台，站台长约三百多米，有七八米宽，比小站的站台短些，站台两边各有一股铁道，越过铁道就是排水沟和护坡，护坡上长着草和茂密的树木。站台上即无站牌也无遮雨棚，也没路灯，却长着各类杂草，比那些小站站台还显得荒凉些。
我们的任务是将站台上得杂草清理干净，兄弟单位工务段就负责清理轨道和排水沟，那两股钢轨已是锈渍斑斑的，轨道中的道渣中都已长着一人多高的杂草了，可见多年无车驶进来过。
我所属的单位是专负责铁路建筑的修建，如站房、站台等。“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话没错，我们只管站台的清理，工务段负责两股铁道和排水沟，他们得人多些，也来的早些，我们来时他们已清理的差不多了。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把站台上的草扯掉，再运走，但没有工具，光用两只手去扯，那草高的有一米多高，根深入地下，有的还长有刺，不好扯；加上天气又热又晒，不一会儿身上全给汗湿了。我们要把扯下的扔护坡后面，趁此机会，我和几个同事就坐在坡上的树荫处小休一会，我告诉他们，这里四十多年前曾发生过一件党内最机密的大事，我将那本书里有关此地的情节讲给他们听（因又怕触动时政，我将书名和一些情节给删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他老人家又秘密来长沙，专列停在此地，在这里，老人家发现他所在的车厢里被人安了‘窃听器’，立刻招来随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询问，杨、罗两人不得已，将安装录音机的事进行了一番解释，并说明是经书记处行文同意的，已安装有一年多了。老人家了解清楚后，先将杨尚昆明升暗降去当书记处的第几位书记，由汪东兴来接替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罗瑞卿派去当总参谋长了。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中就有罗瑞卿和杨尚昆，他们都与这‘窃听器事件’有关连的，而杨尚昆唯一的罪名就是在伟大领袖身边安装窃听器。”雨后斜阳在“文革十大疑案”一文中对罗瑞卿第一个被打倒而感到疑惑，这窃听器事件应该是罗倒霉的源头，他丧失了伟人对他的信任，话又扯远了，回到正题上来。
我的同事听后都觉得很惊奇，这怎么可能？这么个不打眼的地方，却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但这里曾停过主席的专列，这点他们不否认。谈到这次是哪位中央领导前来？谁也不清楚，只是反复的猜测。几天后我从新闻里看到，是军委主席江择民来长参加国防科大九月一日的校庆五十周年庆典，那时他已不是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了。
话说回来，站台上的草是清理的得差不多了，但有些破损处需要修补，我们没带工具和材料，就无能为力了，还是第二天派工区里的工人来修复好的。
回单位后，上面又派下任务，长沙的各站段要抽调人员迅速组成护路队，各自负责一段铁路的安全，确保专列的万无一失。要求护路队员是五十岁以下的男性，身体魁梧，我因这两项标准都达不到，就没再派我去了。由于人手不够，把工区里的工班长和党员的都召集来了，去的人都统一着装，发了白衬衫和蓝西裤。
据参加护路的同事回来说，九月一日我们单位给派在长沙至汨罗站的中间，其他的站段也各自负责一段，沿铁路线一字排开，相距不到百米一个，要能相互看得到，不能随意走动，专列开来时要立正。这天专列是上午通过的，他们只站了不到半天就回来了，后两天就苦了，给安排在黑石铺到大托机场的那条专用线上，也是专列进出的必经之道。江主席在到长的第二天去了岳阳楼，下午专列又返回到这个站台停靠，他们就在这条线上站了一整天，只一天的时间人就给嗮黑了。
说起来也好笑，在这条专用线上，规定不许外人靠近，住在铁路边上的一农民挑一担粪要跨过铁路去那边的菜地浇菜，硬是给拦住不许过，与我们的同事吵了起来，这农民说他天天都要到那边的菜地去的，怎么这就不许过了。
我在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长沙铁路分局辖内的大小车站我几乎都跑遍过，惟独这个站台没去过。在我眼里，这是个毫不起眼、默默无闻、荒芜的小站台，与别的站台没有什么区别，谁也没想到在这里曾发生过惊天的“窃听器事件”，给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二00三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刚上班，就接到单位行办的通知，机关的男同志下午都要外出参加活动，不得缺席，并叮嘱这是一次政治活动。政治活动，这在上个世纪得七八十年代时较为流行的名词，当时还以能参加此活动为荣，只是这十几年来没听说过了，想不到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还有政治活动，倒底是什么活动？弄得神秘兮兮的。
我去行办打听，好在这个开放的年代不存在秘密了，行办主任说是去清理专列站台，有中央首长会来，是谁来？这站台具体在哪里？他也搞跎不清，等下跟车走就是的。这一说，我知道一大慨了，这专列站台我以前也只是听说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专停靠伟人专列的站台。
记得在一九七六年时，我们单位还去那里大修过，为他老人家又回故乡作准备。当时，去那里还要经过严格的政审，我们工区有三十来号人，只挑选了两人去，其他工区也如此，并还要求他们保密。他们回来后向我们炫耀说，这站台在大托铺机场边上，到那里都要通过岗哨的检查。可惜当年他老人家永远住在北京了，后来这座专列站台就很少有专列过来停靠。长时间荒芜在那里了。
这之前，我刚好看过一本书，书中介绍了六十年代初，导致扬尚昆挨整的“窃听器事件”，就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写明专列是停在大托铺机场的专用线上，记载得相当详细，更激起了我对那里的好奇心。
我们是乘单位得面包车去那里的，过新开铺，上新修的湘府路，再拐进一条不宽的柏油路，七转八湾的，过一道口就到了。中途只遇到过一次机场的岗哨，并不是想象中的戒备森严，我们的车子一直开上站台。
这座站台南北走向，只有南边一个进出道，东、西、北三方都是四五米高的土堆和护坡，呈U字型，在外面是都看不到站台的。汽车可以直接开上站台，站台长约三百多米，有七八米宽，比小站的站台短些，站台两边各有一股铁道，越过铁道就是排水沟和护坡，护坡上长着草和茂密的树木。站台上即无站牌也无遮雨棚，也没路灯，却长着各类杂草，比那些小站站台还显得荒凉些。
我们的任务是将站台上得杂草清理干净，兄弟单位工务段就负责清理轨道和排水沟，那两股钢轨已是锈渍斑斑的，轨道中的道渣中都已长着一人多高的杂草了，可见多年无车驶进来过。
我所属的单位是专负责铁路建筑的修建，如站房、站台等。“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话没错，我们只管站台的清理，工务段负责两股铁道和排水沟，他们得人多些，也来的早些，我们来时他们已清理的差不多了。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把站台上的草扯掉，再运走，但没有工具，光用两只手去扯，那草高的有一米多高，根深入地下，有的还长有刺，不好扯；加上天气又热又晒，不一会儿身上全给汗湿了。我们要把扯下的扔护坡后面，趁此机会，我和几个同事就坐在坡上的树荫处小休一会，我告诉他们，这里四十多年前曾发生过一件党内最机密的大事，我将那本书里有关此地的情节讲给他们听（因又怕触动时政，我将书名和一些情节给删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他老人家又秘密来长沙，专列停在此地，在这里，老人家发现他所在的车厢里被人安了‘窃听器’，立刻招来随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询问，杨、罗两人不得已，将安装录音机的事进行了一番解释，并说明是经书记处行文同意的，已安装有一年多了。老人家了解清楚后，先将杨尚昆明升暗降去当书记处的第几位书记，由汪东兴来接替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罗瑞卿派去当总参谋长了。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中就有罗瑞卿和杨尚昆，他们都与这‘窃听器事件’有关连的，而杨尚昆唯一的罪名就是在伟大领袖身边安装窃听器。”雨后斜阳在“文革十大疑案”一文中对罗瑞卿第一个被打倒而感到疑惑，这窃听器事件应该是罗倒霉的源头，他丧失了伟人对他的信任，话又扯远了，回到正题上来。
我的同事听后都觉得很惊奇，这怎么可能？这么个不打眼的地方，却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但这里曾停过主席的专列，这点他们不否认。谈到这次是哪位中央领导前来？谁也不清楚，只是反复的猜测。几天后我从新闻里看到，是军委主席江择民来长参加国防科大九月一日的校庆五十周年庆典，那时他已不是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了。
话说回来，站台上的草是清理的得差不多了，但有些破损处需要修补，我们没带工具和材料，就无能为力了，还是第二天派工区里的工人来修复好的。
回单位后，上面又派下任务，长沙的各站段要抽调人员迅速组成护路队，各自负责一段铁路的安全，确保专列的万无一失。要求护路队员是五十岁以下的男性，身体魁梧，我因这两项标准都达不到，就没再派我去了。由于人手不够，把工区里的工班长和党员的都召集来了，去的人都统一着装，发了白衬衫和蓝西裤。
据参加护路的同事回来说，九月一日我们单位给派在长沙至汨罗站的中间，其他的站段也各自负责一段，沿铁路线一字排开，相距不到百米一个，要能相互看得到，不能随意走动，专列开来时要立正。这天专列是上午通过的，他们只站了不到半天就回来了，后两天就苦了，给安排在黑石铺到大托机场的那条专用线上，也是专列进出的必经之道。江主席在到长的第二天去了岳阳楼，下午专列又返回到这个站台停靠，他们就在这条线上站了一整天，只一天的时间人就给嗮黑了。
说起来也好笑，在这条专用线上，规定不许外人靠近，住在铁路边上的一农民挑一担粪要跨过铁路去那边的菜地浇菜，硬是给拦住不许过，与我们的同事吵了起来，这农民说他天天都要到那边的菜地去的，怎么这就不许过了。
我在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长沙铁路分局辖内的大小车站我几乎都跑遍过，惟独这个站台没去过。在我眼里，这是个毫不起眼、默默无闻、荒芜的小站台，与别的站台没有什么区别，谁也没想到在这里曾发生过惊天的“窃听器事件”，给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