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共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也是将交际舞传播到延安的使者。正是因为她的“伤风败俗”，在她来到延安的第八个月，就被毛泽东断然命令离开延安。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记载了这段历史。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
据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记载，史沫特莱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三个女人刮起美丽的风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被称为 “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转引自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败坏军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史沫特莱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