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亦是我所在单位中国农科院成立五十周年。这两个五十周年都和我的家庭有关。
中国农科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另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参加。由于我的父母都是自农科院成立起就在此工作的老人，被邀请参加庆祝大会。并颁发证书、匾、纪念册等纪念品。我的父母都已是耄耋老人，在农业科研岗位工作了六十多年，虽颠沛流离于天南地北，却一直没离开科研工作。父母的回忆使我不得不记录于下：
1957年是“反右运动”开始的那年，我的父亲因对解放区来的老干部领导科研工作表示不满（发表《论外行与内行》），被打成“右派”。农科院成立大会上，有人给在台上发言的第一任院长递条子，云：应当让那些“坏人”（指刚出炉的右派分子）上台亮相。院长念完这张条子，坐在台下的父母不寒而栗。知识分子嘛，面皮薄，又没经过政治运动。院长是一位有良知的老知识分子，学部委员、小麦专家丁颖，丁院长说：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即将赴各地改造，今天就不一一点名了，欢迎他们改造好后再和我们共同工作。
从此，我和我的家庭就陷入了无穷的灾难。父亲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下放到湖南，因受株连，我和我的弟弟求学、招工、工作、入团、入党均受到影响。家庭离散二十多年，直到79年父亲平反后才团聚。我弟弟则永远留在了北大荒….
78年科学大会使我国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父亲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总想还能够回到科研岗位工作，也想回北京。可大家都知道，当时别说进京指标不易，就是我从靖县回长沙也谈何容易呀。文革期间，中国农科院被“四人帮”认为是多余机构，是“三千人与十三亿”的关系问题，机构取消，被下放到北京市。还是敬爱的周总理高瞻远瞩，生前对邓小平说农科院一定要恢复。给农科院预留了二百个进京指标，并指示要让负责任的人掌握，一定要留给科研骨干使用。受惠于此项政策，我的父母使用了其中的第196、197号指标，如愿以偿，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二百个进京指标就是解放了二百个家庭啊！
由于父亲的缘故，我深受株连。也由于父亲的缘故，我终于从靖县供销社调回长沙，又从长沙调回北京了。
一个家庭的遭遇能反映社会历史，我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