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我涉世的第一份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自己能刻苦敬业，扶危济困，在乡亲们中留下很好的口碑。

一九六九年春，医疗站因无资金周转，被迫关门。随后我又被聘为民办教师。一干又是两年半。

在那些没有学上、没有书读的日了里，我曾为自己生不逢时，而迷惘过，彷徨过。要我当教师，这无疑是给了我一个再学习的契机。我欣然、愉快地接受了聘任。开学这一天，我特地为自己添置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床新被套，有模有样的走马上任了。

开始我是和一个叫刘芳运的老师分在一个小学。我们是同一届初中毕业的。由于年龄小，两个人曾闹过不少笑话。

有一天，我们俩人煮了一锅南瓜当晚餐。这天晚上半夜时分，突然听到厨房里好像有人在揭锅盖，一下、二下、三下……开始我们俩龟缩在被窝里，吓得连粗气都不敢喘。可是外面揭锅盖的声音时断时续，一直未停。为了探个究竟，我们俩壮着胆子，点亮了室内的煤油灯。谁知去开房门时，门被反扣上。这时我们想，一定是有鬼。想到这里，我们已吓的魂飞魄散。俩人抱在一起，爬到一床被盖里。全身哆嗦不停，谁也不敢出声。就这样我们在极度惊恐之中，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我们还没有起床。后来是学生到校后，从屋檐下爬进教室，才帮我们打开了房门。学生看到我们俩人还抱着睡在被窝里，脸色十分难看。到底是什么缘故？我们也不便向学生讲述昨晚发生的事情。

早餐时分，我们俩人准备将昨天剩余在锅中的南瓜当早餐。当我们打开锅盖时，看到南瓜汤里一只足有半斤重的老鼠死在里面。这时我们悬着的心也算放下了一半。

上午是学生测验，下课后很多学生都挤在我们宿舍看改试卷。我们强行将学生驱出了宿舍。并用力将房门关上。这时被关在门外的学生好奇地喊到：“老师，你的门自己扣上了”。后来我们又反复试验了几次，果然关门时如果用力过大，悬挂着的门扣就自己把门扣上了。谜团解开了，我俩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第二个学期，我被调到了另一所学校教毕业班的语文。这个学校有四个班，六个老师。在这里上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辍学后复读的。年龄跟我不相上下。有的学生个子比我还高。在跟这些学生的接触中，我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但更多的是责任感。

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我都会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备课、写教案。心怕在课堂上出差错。因为作为教高年级的老师，如果在课堂上讲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学生都会无情的当面指正，甚至嘲笑，使你难堪和丢面子。

在这些日子里我要付出比别的年长的老师多得多的辛劳。自己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正如孔夫子所说：“学而时心之，不亦悦乎？”

在学校我除了正常上课外，还担负了不少的宣传任务。如写标语、出专栏、画宣传画。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很时兴的。有时乡亲们建新房，也要请我去在新房的大门两边画上几幅壁画。现在在家乡的一些老房子上还可以看到我当年留下的墨迹。

十八岁是一个人从青少年进入成年人的时代，是一个多梦和追梦的季节。那时我也有很多的幻想和憧憬,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又不敢奢求什么,更谈不上志存高远.

看到眼前日渐衷老的双亲，还有终身未肓孤苦伶仃的叔叔婶婶，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为了赡养四位年迈的老人，我不能安于民办教师这份没有薪水只记工分的卑微工作。我必须想办法跳出农门，改变命运。

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那个年代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机关不招干。谁要想离开农村这个圈子真是难上加难。

一九六九年秋，部队开始招兵，两位军官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其中一位年轻、英俊的黄排长就住在学校，和我搭铺。我们促膝交谈，很是投缘。他非常希望我能去他们的部队。

当兵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我十分向往军旅生涯。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决心去试一试。

黄排长是个有心人。他帮我疏通了大队领导这重关系。我顺利地参加了休格检查。

在马田招待所休检的那一天，部队两位首长寸步不离，陪着我从第一关到最后一关，黄排长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你体检完全合格，能不能去部队就看你本人的决心了。”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把自己休检合格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当时也很高兴。但他们同时又给我提出了一个既严肃又实际的问题。老父亲语重心强的对我说：“崽，你看我们都老了，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你去当兵，我们万一有个风寒暑湿的谁来照顾。”对老父亲提出的问题，我无言以对，但也十分理解老人家的忧虑，父命难违。无奈之下当兵一事只好作罢。

三个月后那位黄排长还两次给我写信，安慰我、鼓励我。我内心十分感激这位年轻的排长。

失去这次机会，我曾苦闷和忧郁了很久。也成了我一生的一件憾事。如果那次我能去部队也许命运就会不一样了。过了很多年，我的老父亲还经常提起这件事：“如果那次让你去了部队就好了。”

经过这次当兵的事后，父母知道我迟早会离开他们远走高飞。于是二老开始为我张罗着找对象。他们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未来的儿媳妇必须留在他们身边。能侍奉几位老人。当时我有一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本村同学。有人曾试探性的向我父母提过此事。两位老人毫不犹豫的谢绝了别人的好意。理由是那个女孩有文化，今后肯定也要外出。几年后，这个同学果然招干去了县城。

我深知百善孝为先的道理。从小就养成了在父母面前唯命是从的习惯，父母的话是不敢不听的。

有一次，父亲从田间劳作回到家中，坐在厅屋里无端大发脾气。我劝慰了几句说：“阿爸，你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今后做不了的事就少做点，如果你累了，又到家人面前发脾气，、还不如不去做。”可能是后面那句话不太中听，他老人家悖然大怒。并指着我骂到：“文德骡子，你长大了，敢教训老子了。我告诉你，你听着，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崽。在你面前我就是错了也是对的。”

我再不敢顶撞老父亲。接着他老人家又骂到：“你们嫌我老了，我个人搬出去，不和你们住了。”

话未落音他就从自己的床上卷起一床被盖，气冲冲地搬到离家很远的一间杂屋。随后我追到这间杂屋里，双膝跪在地上，承认自己错了，今后不敢这样了。最后总算平息了老人的怒气。我帮他拿着被盖才跟我回到家中。

男人膝下有黄金，但上跪天地神灵，下跪祖辈父母我从不吝惜。

一九七零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父母不在家，邻村一位老人来到我家。我搬了一张凳子，招呼这位老人坐下。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他话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话说：“我现在还不想找对象，请你老人家不要提这个事。”说完我就跑到邻居家去了。

后来父母回到家中，他们很热情地招待了这位老人，并和老人约定，下个星期天要我去油麻圩跟一位姑娘见面。

那一天，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我很勉强也很羞涩地到了圩场，见到了这位姑娘。她就是后来与我风雨同舟，与我走过了三十七个寒暑的妻子。

就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我们成就了这桩姻缘。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父母和叔叔婶婶的操持下，我们结婚了。

结婚的那一天，我很早就去了学校。因为那天刚好是安排我带毕业班的学生参加升学考试。考试的学校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油麻中学。当第一场考试结束时，有学生在操场上喊我：“刘老师，刘老师，公路上来了一队送亲的人，我们一起去看。”

我没有和学生们一起去看，只是默默地站在教室的门口，什么话也没说。

傍晚我才慢悠悠地回到热热闹闹的家中。我和我的妻子从见面到结婚，我们之间没有谈情说爱的经历，更没有什么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甚至连起码的勾通和交流也很少，因为我们当时确实年龄太小，我十八，她才刚过十六。

婚后，我还是父母面前一只温顺的小羔羊，在家中我大部分时间还是陪伴在母亲的前后。和母亲我总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我的妻子，名叫康碧彩，她是一个苗条、文静、略带一点温柔、腼腆和羞涩。她出身贫寒家庭，三岁丧父，没有多少文化，是我十分敬重的岳母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她们兄妹三人抚养成人的。

我的岳母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大女人。她老人家一生贤淑大方、勤劳善良、精明细致、整洁利落、本份知足。一辈子为儿女、为孙辈默默奉献、鞠躬尽瘁。于二零零二年冬辞世，享年八十四岁。

令人遗憾的是她老人家在晚年不幸患上老年痴呆症，失去了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和苦楚。

在她老人家患病的二年里，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去看望和陪伴她，我深知我是她老人家最中意的女婿。使我感动至深的是，她老人家对身边的亲人一个也记不清的时候，只有我的名字她一直没有忘记。有时我会反复问她，无论何时何地她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我是谁，叫什么名字。这是岳母大人对我这个女婿的肯定。也说明了她老人家对我是牵挂一生。我很自足！我衷心的感谢岳母大人的信任！

在她老人家弥留之际，我一直陪护在她的身旁，直到她老人家闭上了双眼，咽下最后一口气。按照老人的遗愿，我们风风光光地送走了我一生中的第五位尊者，完成了尽孝的责任和义务。

有幸的是我的妻子传承了她母亲的优秀因子，她虽然貌不惊人、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但能吃苦耐劳、本份善良、恪守妇道，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在日后的漫长人生中，我们苦心经营、互相包容、不断磨合、逐渐适应。共同担起了瞻养五位老人和哺育五个儿女的重任。成就了一对和谐共生、令人称慕的美满姻缘。

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也免除了长期困挠我的后顾之忧，使我振奋了打拼的信心和勇气。

五、走出乡村

一个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身边那些绿色的生机和泥土的芳香的。他们感到的只有贫穷、落后和艰辛。

一个有志的农村青年是绝不会满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严酷现实。向往都有市生活、憧憬文明社会是每个乡下青年的梦。我也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学校恢复招生、工厂开始招工、机关也准备招干。这一切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个姗姗来迟的好消息。

这年七月，郴州地区灶市钢铁厂在我家乡招工。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冲冲地找到当时的公社书记余光茂，余书记十分关切的告诉我：“钢铁厂顾名思义就是干一些炼钢、炼铁的粗活、重活，就和五八年一样，人拉肩扛、拉大风箱，那不是你能干的活。”接着他慎重其事地告诉我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消息：“年底我们县里可能会招一批干部，到时候我们会推荐你去的。”

当时我想当工人的态度十分坚定。并对书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炼钢炼铁肯定是苦活，但钢铁厂也肯定要人搞管理，也有人坐办公室，就是在机关，也有人扫厕所、有人干粗活。我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至于今后怎么样，就要靠命运造化了。就这样我谢绝了老书记的一片好意，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工人。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日，我同三百多名永兴老乡一道告别了亲人，离开了家乡，怀着满腔热情和期望，踏上了当工人的征程。

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是有差距的，当我们踏进工厂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只是几幢五十年代留下的破旧厂房和两座高温灼热、尘土飞扬的土高炉。工人住的是工棚，睡的是地板，交通工具是原始笨重的板车。基本上感觉不到半点现代化的气息，使人望而兴叹。

经过两天的学习文件后，这被分配到炼铁二车间当炉后工。任务是保证高炉生产必需的焦炭、矿石的装卸和运输。我一个人负责一部板车，不管刮风下雨或霜雪冰封，八小时下来平均要拖四十车料。要往返露天材料堆放场和高炉之间八十余次。每车要装四百公斤焦炭。都得用箢箕，一箕一箕装上车，然后按照上料单上的规定过磅。多的要铲出、少了要添足。然后倒入卷扬机的料斗里，每天上班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机械地重复这些最笨重、最原始的工序流程。稍有疏忽，车翻人伤，还得返工重来。

在此不堪重负的岗位上，我还被指派为排里的宣传员，每天上班前还要组织全排几十号人学习中央文件和报刊杂志的重要社论，真是哭笑不得。

当炉后工，我一干就是四个月，这是我人生中最坚辛的四个月，是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四个月。也是一次对毅力和耐力的磨砺。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在汗水和泪水的交织中，一个月下来，我第一次拿到了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资。领到工资这一天，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百货公司，花了十二元为我父母买了二条卫生裤。了却了一个作儿子的小小心愿。当我看到两位老人穿上一辈子从来未穿过的卫生裤开心地笑了，我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我决心咬紧牙关继续挺下去，不管再苦再累也要为父母争这口气。

四个月后，我被调离了生产第一线，到车间办公室协助工作。后来又被厂部选派到长沙东风钢厂和涟源钢铁厂培训学习。

熬过严冬的人才会感受到太阳的温暖、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才能理解光明的珍贵；我十分珍惜这个期盼中的机会的来临。

一年后，我学习结束，回到了厂里，被分配到加工车间。先是担任了工段长，不久又被安排到车间担任支部干事。

一九七三年全厂上下开展了一次忆苦思甜的活动，我在车间会议室举办了一次忆苦思甜画展。展出了我用几个晚上加班加点、精心临摹的几十幅收租院的碳粉画。在厂人面前第一次展示了自己的小才能，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和赞许。

一九七四年厂党委付书记，政治处主任贺有源同志找我谈话，要调我去厂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当时我并不十分情愿离开车间。原因十分简单，就是在车间当干事每月还能挣到几元钱的中、晚班补贴费。那时几元钱是可以解决大问题的。不久贺书记再次找我谈话，并严肃地告诉我，厂党委已经决定，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最后我离开了车间进入了机关工作。

开始是以工代干。后来由厂党委办主任李宙华和保卫科长姜逢正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后又被转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在众多老干部、老同志的关心、爱护下，在机关的工作，一路走来还算得心应手。

在那些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年代，能进入机关从事政治工作，也算是一件很风光、很惬意的事。从事宣传工作，对我来说也算是适材是用。虽然清苦，但也乐在其中。

规划中的灶市钢铁厂，是一个具有三、二、一.五规模的中型联合企业。即年产三万吨铁，二万吨钢，一点五万吨钢材。随后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一些基础设施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炼钢车间、轧钢车间、制氧车间、水泥车间也先后拔地而起。正式职工也由原来的几百人增至一千五百多人。生产建设蒸蒸日上。我们的宣传工作也进入灶钢史上的鼎盛时期。

我的工作任务是负责厂部的宣传和指导车间的宣传。每天总是风风火火地走访基层，撰写稿件。有时还要用不规范的家乡普通话顶替播音员的工作。工作没有份内份外，只要领导安排的我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完成。

一次郴州地区工交系统要在我厂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大会。为了筹备这次大会，领导安排我负责完成大会主席台上的两幅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巨幅画像。我没有推辞，也不容推辞。因为时间紧、任务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承担领袖画像的任务，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大概有一个多星期，我每天早上从食堂买回几个馒头，就一头钻进会议室，从早到晚一直全神贯注审视主席的画像。从画像轮廓到各部位的色彩，仔仔细细的进行观察和揣摩。工夫不负有心人，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心，七天后，一幅标准的巨幅毛主席油画像终于完成。得到了厂领导和冶金局领导的首肯。

画毛主席像还有参考对照，画华主席的像却只有人民报首次发行的黑白照片。在此之前发表的华主席画像都是留短发，而这次发表的却是长发后梳。这对我这个绘画功底并不深厚的人来说，确实难度很大。我向领导建议还是临摹原来短发标准像，本人把握较大。但领导还是认定了后者，一定要画最新版的。并鼓励和相信我一定能够画好。

领导的信任，既是动力、更是压力。我没有退路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画下去。又是一个不眠的七天，新版的华主席标准画像终于完稿。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两幅光彩夺目的主席画像，挂上了大会主席台正中央。但很多参会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出自本厂一个宣传干事之手。大会圆满成功，我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同时胸中也涌动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经过这次实践，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用心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有时一个人的坚强毅力可以调动全部的自然潜力。直到今天，我还十分怀念那些风清气正、勤奋工作、默默奉献的年代。

一九七五年，受组织的委派，我又一次接受新的煅炼和考验。作为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被选派到郴州地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为一名年轻的队员，进驻到耒阳师范。

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不少人确有真材实学，但也不乏不学无术的庸俗之辈。在和他们打交道，并要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确实是外行领导内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次进驻耒阳师范的六位同志，大多数是老工人、老干部。我是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一份子。所以承担的任务也特别多。

进驻学校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心编写了一期宣传专栏。为了办好这次专栏，我煞费苦心，参阅了很多资料和图案。第一期“工宣园地”专栏在校园推出后，由于内容精辟，书写工整、图文并茂，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高度赞扬。我听到他们私下议论，工宣队也不全是大老粗。我本人也从中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学生的认同，并结交了一批知心朋友，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爱戴，特别是一些女生，她们曾把我当作偶像，追崇者不乏其人。

不久我又离开了学校，被调到郴州地区工宣办。当时工宣办的主任是桂阳人，他的老家和我老家是近邻。由于地缘关系，我们十分投缘，工作开展起来也是如鱼得水。

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行署大院的办公大楼一楼。每天都能见到当时范志德专员上下班。同当时负责文教卫工作的黄云峰书记，秘书长周明修，宣传部长刘祖鑫更是接触频繁。

一次刘祖鑫部长把我叫到宣传部办公室，交给我一项任务。几天后地区要在桂阳县召开一个有各县委书记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黄云峰书记要在会上作报告。此次报告的写作任务就交给了我。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接着刘部长要他秘书给我找出的一大堆文件，并交代我黄书记的报告要讲两个小时。报告的草稿必须三天后交给他审查。我有点诚惶诚恐，也不敢推辞。

当天下午，办公室唐付主任（地区教育局局长）初拟了报告提纲和写作内容。我不敢有丝毫懈怠，马上就投入了写作。晚上十点钟，办公室段文华付主任(后升了大官)给我拿来三包简装的不带过滤咀的郴州牌香烟,并告诉我这是刘部长的特别关照。

当时一包郴州香烟虽然只值三角三分钱,但市场上是不公开供应的。只有地区局以上的领导才能享受计划供应的特权。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三包烟。三天后报告脱稿并顺利通过审查。但我也从此吸上了烟。并且一吸就是三十多年。福兮！祸兮！我也说不清楚。

随后的一年多，我的工作就是专门从事先进典型材料的收集和管理。那时我每天裤兜里揣着香烟，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全区十多个县区之间。足迹几乎踏遍了郴州的所有学校，医院和剧团。同时给自己留下了一段喜忧参半的记忆。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我们去人民医院看望节日期间加班加点的医务人员，在门诊部就目睹了两件啼笑皆非的趣事：

一位老者，双手捧着血肉模糊的嘴巴，十分痛苦地坐在门诊室。周围还有不少围观的人。值班医生告诉我们，这位老者在和自己孙子玩耍时，误把孙子口袋里的甩炮当作糖果塞进自己的口中，以逗淘气的孙子玩。突然甩炮在老人的口中爆炸了。以致出现了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一幕。

当我们刚走出医院大门，又碰上了一件令人不可思义的事。大路上两个中年人一前一后，急冲冲地朝医院走来，后面还跟着一大堆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我们走近一看才发现走在前面的中年人手里还举着一根钓鱼杆。长长的钓鱼线连着鱼勾，稳稳地勾着后者的鼻孔。，由于事态突然，当事人慌了手脚，忘记了把线剪断，所以才出现刚才滑稽的那一幕。一时也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料。

虽然只是两件突发的小事，但它也提醒人们在休闲、玩耍时也要注意安全，平安才是快乐。

有一次，我去郴州地区杂技团检查工作，在练功房看到一群五、六岁的小孩，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在刻苦练功。有的人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有的小姑娘脸上还挂着酸楚的泪珠，但练习起来，一招一式还是有板有眼的。

后来老师向我们介绍，杂技演员都是五、六岁就开始接受训练。并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这批小孩就是刚从各地经过认真挑选招考入团的。他们小小年纪，就远离父母亲人，有的还稚气未脱，连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老师不光是带他们练功、学习、还要管他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每月生活费如果发到他们手中，有的学员不到半天就会花个精光。所以老师既是妈，又是保姆，稍有疏忽就会乱套甚至不可收拾。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这里我领悟了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都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磨难。

我曾经看望过的那些小演员，今天算来都已步入中年，不管成功与否都应感恩那些曾经为自己呕心沥血，辛勤付出的师长。

一九七八年拔乱反正，工宣队退出历史舞台，我也结束了这段荒唐而又难忘的经历。返回了离别三年的灶市钢铁厂，再次接受命运的安排和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从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生产建设上，这是久违的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从十年动乱的阴暗中走过来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福音。

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又以饱满的热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成了灶市钢铁厂厂长办公室的第一任秘书。

秘书工作是一项既平凡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除了正常的会议记录、抄抄写写、收文发文外，还要接受领导的支使。

一天我正在吃午饭，党委书记付荣山把我叫去，要我马上通知各车间负责人到办公室开会。我说我吃了饭马上就去。这时老书记一脸怒气地吼到：“把碗放下，马上就去。”无奈之下我将饭放在窗台上，头也不敢回就跑去通知了。当我返回时，窗台上的饭不见了。这时老书记和蔼可亲地把我叫到他的家中，餐桌上还摆着两菜一汤，还有一并酒。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一腔委曲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老书记付荣山同志是一个老资格的南下老干部。他对我一直是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他是我一直十分敬重的好领导和好上级。他曾给过我不少的恩泽和关爱，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工作重点的转移。极大的调动了全厂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形势日新月异。但由于厂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治安问题也日渐突出，再加上在保卫科工作的两位老领导都已年愈半百，工作起来力不从心。厂部有意决定由我接替老科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