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秀村里二三事
（一）
龙秀大队小学里有位王老师，女性，看样子有四十多岁，瘦瘦高高的，高颧骨、短头发，戴着一副酒瓶子底厚的高度近视眼镜，成年累月都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尤其是大冬天，一件黑外套，摆襟处、袖口处油光发亮，还拉扯着三个孩子，小的才四五岁，大的也不过十来岁，一个个拖着绿鼻涕，大人孩子都一副邋遢样。但是，从她那厚厚的眼镜片后隐隐透出来的书卷气，我是能感受得到的，尤其是那口纯正的长沙口音，也足以说明她不是本地人。
我和王老师一次比较深的交道是因为安排宿舍引起的。
当时我和另一个知青由大队林场抽调到小学来教书，老师的宿舍都是在教室旁边隔出一间房来，一般都是哪个班的班主任，就在哪个班的教室旁边，一个老师一间。但学校雷校长认为知识青年容易出男女关系作风问题，安排住单间房更是给他们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据说本校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顶替因为这事被退回生产队劳动的知青的班（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正当恋爱）。雷校长是一名复员军人，政治觉悟、思想境界相当高，这种前车之鉴不能不吸取教训，所以把我和另一位知青老师安排到了库房兼食堂旁边的偏厦里两个人合住。教室是半红砖半土砖的瓦房，空间又高又敞亮，只是房间面积小点，但一个人住，放张床，摆张书桌，还是蛮舒服的；食堂是单独盖的，独门独户甩在学校的老后面，又是土砖茅草屋，又矮又潮，这些都没有问题，能够克服。不能忍受的就是，搭着我们住的偏厦的墙又接出去一间屋，一大半做厕所，一小半做猪栏，土砖墙砌得不合缝，茅草屋顶的屏蔽功能又差，大家都是下过乡的，农村里的那种公共旱厕所稀糟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一天到晚被臭气薰得头昏脑胀，特别是一到下课，小学生上厕所的嘻闹声、猪叫声伴着翻起来的一阵阵恶臭令人窒息，赶上下雨，污水四流，抻不得脚。
这样的住宿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工作也不安心起来。好在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和我同住一屋的那个知青老师，可能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高浓度氨气、沼气、混合气的熏陶，也可能是他仅初中学历的文墨，教起学生来比较吃力，亦或是兼而有之，反正他死活不肯教书了，要回原林场劳动去。征得大队干部同意，他回林场去了，大队又抽调了一个回乡女知青接替了他的工作，这样我就一个人住了整个偏厦一大间屋。
没过几天，教初中班的郭老师来找我，郭老师是国家公立老师，年近五十的一个小个子老头，人非常和善，教学经验丰富，大队领导都非常尊重他。郭老师委婉地对我说，你一个人住这大一间屋，王老师拖着三个小孩挤在那小的一个房间里很不方便，而且她住得离教室近，小孩有时吵闹影响上课，意思是我能不能发扬一下风格跟王老师换一下房子。并且还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屋本来就是王老师住的，而且住了好几年了，是因为你们两个知青老师来了，再加上以前发生过那样的事，学校才要她腾出来的。我一听喜从天降，但我表面上还是不露声色，说：只要校长同意，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一会儿，郭老师和王老师一起来到了我屋里，说校长同意我们换房。我想可能是校长看到王老师带着三个小孩住那小一间房，还要自己做饭，确实困难，也可能是看到我一个月来也没有什么反常的主动，在女老师面前规规矩矩，也无须设什么防了，何况那个知青老师走后,无论怎么安排我都是一个人住一间房,不管怎样，总之他同意了。王老师还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我说这间房大是大点，可是气味不大好。王老师说：你是冒闻习惯，闻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不久学校推荐我到公社中学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的内容：语文是一种新的拼音教学法(三拼音教学法)，算术是三算合一（心算、笔算、珠算）教学法,是由上海闸北区推广开来的。回来后校长要我培训其他老师，每天早饭前跟老师上一节课。王老师听了我的课后，当着校长和好多其他老师的面说我的课上得好，既沉着稳重，又大方得体，一点都不慌。并鼓励我：你告(教)书一定可以告(教)得出来。
后来我听别人说，王老师的爱人是当地人，是五十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后来被打成了右派，遣回原籍劳动改造。王老师是长沙市人，也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跟随丈夫来到了农村。王老师的丈夫我见过一次，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刚从食堂吃午饭出来，就在我们厨房后面的山坡上，一大一小两条水牛正在吃草，旁边站着一个穿蓑衣、戴斗笠的中年男人，他看见我后，立即露出一副笑脸，在他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一嘴被劣质旱烟薰得焦黄的牙齿，看到了卑微、讨好和胆怯，典型一个被政治运动和严酷的生活环境折磨得完全失去了生气，完全没有了自我，穷困潦倒、任人摆布的木偶。这时郭老师走到我身边，告诉我，这是王老师的爱人，并对屋里喊了声：王老师，你老倌子来了。这时他脸上讨好的笑容更浓了，并感激地朝郭老师点了点头。郭老师也笑着朝他点了点头。郭老师说，他来找王老师从不走学校大门，而是从后面的山坡上绕过来。郭老师还告诉我，他没有一点劳动技能和劳动能力，只能是帮生产队放放牛，王老师到大队小学教书也是为了照顾他们，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应该是被管制的对象。应该说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善良淳朴的，他们在用他们能够做得到的方法，用他们有限的能力，最大程度的在帮助他们。
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龙秀山村。几年后，听说王老师的丈夫也平了反，但由于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完全垮了，是由县里将他安排在了县农科所。
（二）
我来小学教书之前是在大队林场劳动，龙秀林场三面环山，一面是根据山势地貌走向，为贮蓄山上来水修建的一座水库，环境相当封闭。我们三个知青娃吃住都在林场里，其他人都是早上来出工，晚上回家住。说是一个林场，实际上也就是三间土砖茅草房，中间一间是堂屋兼餐厅，右边一间隔断一半做厨房，一半做贮藏室，放农具和腌菜坛子，左边一间就是我们三个知青的宿舍。
在林场劳动不需要下水田，除了双抢时节就在山上种种树，锄锄草，相对还是要轻松些。一天收工吃完晚饭后，其他两个知青到别的大队找同学玩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柴油灯下看书（柴油是找大队机手要的,灯是用蓝墨水瓶做的）。突然有人敲门喊我的名字，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林场里的一位老农，他家住在山外靠大路边上，离这里七弯八拐少说也有五、六里路。我打开门一看，天完全黑下来了，老农站在门口笑呵呵的，原来，上次他托我帮他在县城里买了几条肥皂和两袋洗衣粉（这在当时可是紧俏商品），今天他知道其他两个知青不在，所以他摸黑提着几个煮熟的鸡蛋和一把晒得焦黄的烟叶感谢我来了。他进屋后，四周看了看，坐在桌子对面对我说：外面黑古隆冬，到时深更半夜你一个人不怕呀？我说，怕么子？他说：刘么（念yao）儿呀。我说刘么儿是哪个？于是这个老农就跟我讲起了一个关于刘么儿的故事。
原来在我们林场这间屋的台子下面还有一户人家，姓刘，两口子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刘么儿，大名叫什么不知道。刘么儿长得十七、八岁时，出落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那时农村十七、八岁的姑娘就得出嫁，可父母跟她放了几家人家她都不愿意，原来刘么儿早就和本队也是一个姓刘的青年小伙子好上了。她父母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同姓的不能结为夫妻，同姓结婚将给家庭带来灾难。小伙子托人上门说媒，她父母不同意，小伙子亲自上门求亲，被她父母赶出门。并且她父母还给刘么儿定好了湖北石首的一家人家，并逼迫刘么儿赶快出嫁。刘么儿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天夜里等父母熟睡后，她穿戴整齐，带着刘姓小伙送给她的一本歌曲集，投水库自尽了。刘么儿死后，她父母也无法在此安身了，不久就迁移走了。在她家拆掉房屋的台基上，林场修一间猪喽屋。
我不久就和那个刘姓青年成了好朋友，他后来当了生产队的队长，二十七、八了也没有结婚。他家离我们林场不远，一天晚上，我应邀到他家去玩，这时我才知道，他很早就死了父亲，母亲再婚后，他就分开单过，他与继父的关系相当僵，甚至从来就未承认过是他的继父。在他那间小屋里，泥巴墙上挂着二胡、锁啦、笛子等乐器，他为我演奏了二胡《赛马》，锁啦《扬鞭跃马送粮忙》，笛子《苗岭的早晨》，说实在他的演奏真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天晚上我在他家玩得很晚，我也曾试探性地提到了刘么儿，他只是缓缓地说：她长得真好看，就是她父母不同意呢，我也就知趣地打住了。我离开他家时已是后半夜，月光无声地照耀着这个静谧的小山村，只有山脚下那间小泥屋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不久我离开了林场，后来又离开了龙秀，他都一直未成家。
（三）
第三个故事，我在回毛先生"从读毛先生《我当知青时做了一回上亲》所想起的"贴中讲完了，讲的是一长沙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故事。因我曾经被抽到公社搞过一段时间的下乡知青情况调查，公社根据我的调查情况,对生活困难的知青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有几个知青的名字还有点印象，好象有一个叫蒋木名（音）的女知青，乒乓球打得相当好，有一次公社组织比赛，和一个外号叫康巴的本地女知青打得难解难分（此康巴非浩宇先生说的彼康巴）,记得当时公社书记和几个党委委员都来观看。还有一个叫邹翠萍的，我升学时，她送了一个笔记本给我，我保留至今，后来听说招工到岳阳一大企业当了炊事员（因年龄偏大）；还有一个叫朱尚（音）的女知青，我去调查她的时候，她回长沙了，没有见到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