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最初二年[三]
跟着八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型庆祝大会，这天，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及工农群众，为“红卫兵”，这一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组织举行了奠基礼，使各种各样旗号的“红卫兵”组织从此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布举国上下，大江南北，使“红卫兵”一时间成为了中国最响当当的名称，并使文化大革命从此正式开始了砸烂一个旧世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大行动。
在此以后，我们市的黄兴路改成了大庆路，蔡愕路改成了大寨路，北站路改成了反帝路，丝毛冲改成了工农路。在大学的校园内，所有的学生宿舍和教学楼均改为了“朝晖园”，“友谊”、‘和平”两“斋”改为了“战斗”一、二楼，“静一”、“胜利”两“斋”改为了“东风”一村二村，“道乡村”改为“稻香村”，同时将“桃园村”改为“枫林村”，“集贤村”改为“红叶楼”屈子嗣”改为“红卫村”，“衔书楼”改为“学习楼”等…..
一些小街小巷也被改名，如：“流水沟”（光明街），“倒脱靴”（拥军巷），“一步二搭桥”（反资街），“平地一声雷”（红光街），“玉皇坪”（革新坪），“龙王宫”渐风街），“观音阁”（移风街），“苏家巷”（青红街），“灵宫巷”（反封巷），“流芳岭”（向阳岭）等等也被—一改了名。山上的“麓山祠”．北区的“开福祠”等均被作为四旧被关闭，有些物的还被砸毁。在这种破四旧的风潮中，我们村里几个小同学一道，到我们小学校去，把我们学校“文庙”前那条盘地龙的龙嘴给砸了。
《十六条》公开发表后，小学把我们一些家庭出生好的，原小学的文艺骨干召集回校，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到社会上去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十六条”。宣传队只有二十来个人，在学校里排练了几天节目，也就走了出去。
我们到“溁湾镇”那边的车站、码头，以及人口集中的商店门前等地进行文艺宣传。节目的内容就很简单，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朗读“十六条”的重要章节，再跳几个革命舞，也就圆了场。这时间的宣传队没搞多长，前后可能只是个把月，就处于瘫痪状态。我记得，八月下旬，“八·一九”事件后，原省委书记张平化调中宣部后，从北京回湖南，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来时就说，回湖南后，不住省委大院，而要住到学生运动最为红火的XX大学望江楼，回来的当天，我们小学的文艺宣传队还伴同高校的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一道乘专车，前往“大托铺”机场去迎接，当晚，在大学的大操场里，为回湖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首长张平化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张平化代表毛主席，代表中央文革向湖南的革命小将致敬，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欢迎会上，我们宣传队还表演了节目，会后，张平化还跟我们台上的所有人员握手致谢。
此后不久，大串联进入高峰，而文革的斗争矛头也直接指向了党政机关，省市政府，使所有机关、学校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宣传队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无人组织，无人领头，宣传队成员各自为战，自找宣传阵地。有人到轮渡船上做宣传，有人上了公共汽车做宣传，有的人就不知干什么去了。
我、大林、新建、森林、鑫义等上的是五路车。那时的公共汽车也因阶级斗争的需要，己改名为人民汽车，因“公共汽车”无阶级性，而汽车是人民的，它就应当称为人民汽车，只有人民才可以乘坐。我们几个人上一辆车，跟车在车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宣传“十六条”精神，同时，还帮工人师傅验票。这样又搞了一个来月，跟五路车的工人师傅混得相当的熟悉了，大林在车上还认了个表姐姐。在车上宣传，并不只有我们一个学校的，还有“矿冶”学院的子弟，跑多了，也认识几个，但只有一个和平关系好，保持得也比较久，因他也好玩，好结交朋友。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各地纷纷都喊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战斗口号，开始了对省，市及下属党的机构和领导的斗争，同时省、市及各地机关、学校的领导也纷纷受到冲击，被揪出来批判，斗争。当年，在大学的大操坪和大礼堂里，举行过无数次这样的批斗大会，站在台上挨批斗的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他们有XXX，XX，XXX，XXX等等。在批斗大会的台上，他们一个个胸挂木牌，低着头站着，神情木然的很，他们在斗争群众的要求下，跪下向革命群众情罪，承认错误，他们都听话得很，没有一个人能够如大学的副校长魏东明那样顽固到底，敢于对抗的。那时的我，真以为他们这些人是坏人，因为他们都是软骨头，怕死鬼，那里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骨气。
在“红岩”里，那渣子洞里的共产党人，“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用凉水来灌鼻孔，用电流通过全身，……人的意志呀！在地狱的毒人地狱里熬炼，象金子一般的亮！象金子一般的坚！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拆断，铁的棍子，木的扛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这可是千百万战士的安全线呵！用刺刀来切割胸腹吧，挖出来的，——只有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时，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头人。”而这些共产党员，都是卑微的假共产党员，都有点像叛徒普志高。
到这时，学校里的老师们大多数被运动所冲击，对学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无能力顾及，我们宣传队也就名存实亡了。宣传队的成员各自为阵，想到那里去读毛主席语录就往那里去读，你不想去，也没有人要求你去了。在这一盘散沙时，居委会的娭毑、阿姨们就把我们又组织起来了，叫什么居委会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在我们小院里集合，听居委会的领导们安排。
这次是陈、赵两位娭毑叫我当队长，负责召集队员们学习，排练，或是搞活动。这次宣传队还组织到岳麓公园去搞了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在黑石坡那里的阵亡将士公墓附近搞义务劳动，种树。
那时，我是第一次到那边去，还不知道岳麓山还有一个阵亡将士公墓，只晓得有个叫鬼门关的地方。其实这鬼门关就是指们阵亡将士公墓，说那里过去一到夜晚，点点鬼火如同萤火虫一样飞舞，好不吓人，就有人把那里叫作了鬼门关。
阵亡将士公墓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七十三军在长沙与日军浴血会战，直至全体阵亡后人们为他们建立的一座公墓。公墓不大，就象防空洞一样，顶上有四个通风口，里面一个大厅，厅内有石桌、石行，听说当时整个大厅内难满了尸体。在这大厅附近，还有许多小墓，绝大部分都是这次战役的阵亡将士，他们的区别就是这些小墓是有名、有姓、有官阶的。在那公墓下面有一个池塘，池塘中有一个石亭，石亭叫“岳王亭”，是纪念宋朝的抗金将领岳飞而建造的，这也是第一次看到。
那里当时有岳麓公园的苗圃，我们就是在那苗圃里帮忙劳动，搞了大约一个星期，每天只干半天劳动，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就不去了。家属居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搞多久，居委会的领导们也因派性开始分化，解体，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我们又各自为战，成了村子里的自由活动人。
在围绕着应不应当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不是各地党委都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党的领导都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的问题上，革命的人民内部在认识问题的观点上产生了矛盾，引发了分歧。于是，各种名目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在对党委的保与反的问题上逐步形成两个派别，造反派和保皇派。在河西的大学区内，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高司），为造反派组织，大学高司总部在科学馆。省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红保军，或长保军），为保皇派组织，大学的长保军总部设在二院。长保军里大部分都是学校的教职工，我们认识的人很多，我母亲当时也是长保军的。
有次，母亲到总部去开会，我跟着去了，在那里遇到了总部的头头们，有X工武和X钓初等人，因他们过去都爱到我们家住的小院里去找陈叔叔闲聊，又是父母亲的同事，还是我们的长辈，彼此都很熟悉，不管在什么地方，每次看了我，都是叫着“建民伢子”。这次，他们看了我，就问我是否可以叫上一帮同学来，加入他们的组织，帮他们作宣传。我想，能够加入红卫兵这个响档档的革命组织，跟长辈们一同参加革命，这可是好事，是求之不得的事。当晚我就叫了大林、新建、国钧、森林、鑫义、红等到了那里，在那里，总部的头头们为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安排了我们的工作，并交待了任务。还是叫宣传队，长保军宣传队，工作就是做宣传，任务就是：帮组织贴大字报，散发传单。
跟着第二天，同学们之间又叫了几个人去，使宣传队的成员又有近二十人。我们这一班小宣传队员，晚上在总部的“文印”室里，印传单，折传单，白天就到外面去散发传单。我们散发传单的地点都是长沙市当时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
那个年代，长沙市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也只有几处，如：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中山路的百货公司，五一路百货公司，火车站，渡口和客运码头，汽车站，长沙市委和湖南省委。这些地方都要过河．那时因湘江长沙段还没有桥，河西的人进城还是不方便，全要乘船过渡，中间隔着一个桔子洲，乘船过河时要“二上”、“二下”，八分钱，中间桔子洲还要走一节，只是这时，我们手臂上戴着一个“红卫兵”的大红袖章，身背一个黄挎包，里面装满了传单，过渡时可以免票上船。
这时，长沙市的红卫兵两派观点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到水火不相融的地步，还只是口诛笔伐，打文字官司。因此，我们还敢上街去散发传单。但形势发展很快，不多久，就有人阻上我们散发传单了。
我们通常是四、五个人一道，互相接应，专人打望，专人散发。万一被持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发觉，他们就会说我们散发的是反动传单，并会强行抢去我们身上所有的传单。为了让传单能够散发出去，达到传单的宣传效应，我们后来就只能是偷偷的散发和张贴了。就像电影里看到的活动在白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学生那样，机智，勇敢地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们的视线，将革命传单散向人民群众。
湘绣大楼和中山路百货公司那时是长沙市最大最高的商店，三层楼高，是我们每次必去的地方。站在三楼的窗口边，把传单从窗口向外抛撒，真是有味极了，看到那大楼外纷纷飘落的传单，和那争抢传单的民众，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去散发陶铸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一篇讲话时，听到看了传单的人说：陶铸在北京己被革命小将揪了出来，并被抓了起来，还挨了批斗。散发他的讲话传单，肯定是反动传单，要把散发传单的人抓起来。听了这些，我们认为这肯定是谣言，这种谣言在那个年代，真是太多了，我们不信。
当时，我们也没去管它那么多，偷偷地继续将所有传单全部散发完了。当天回到总部，听到总部的头头们也是这么说，才相信了陶铸的倒台，才将总部里还没有来得及散发的陶铸讲话，全部烧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