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班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是，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六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粘稠的米汤、拼命的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被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呆得长一点，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却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是我旅行中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所有北京的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的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感觉得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港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的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则是伊春的象征。

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作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块，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被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圆木。他1977年结婚时，伊春迎来了她最繁荣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铁军的母亲也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它经常是滥砍滥伐与盗砍盗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新的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进行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了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万8千块钱作为了解，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数目，令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这些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10年的工人，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15年过去，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九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过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五十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三十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的迁走……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块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他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的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的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100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是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不大的空间一切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不过五十岁出头。“死的都让人心寒了”，他说。墙上的挂着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奢侈的拥有这把三十几块的乐器，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铁军以忘记了如何调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