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秋，我从初一进初二。
那一年，正是阶级路线放肆贯彻的时候，我也到了可以入团的年龄，于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和入团，这两件事很尴尬地面对面了。
其实，我对入团没有什么概念，更缺乏强烈的欲望。我那时的理想就是一门心思地幻想当一名科学家。至于是哪一门科学，搞不清，也没去想，反正是科学家就行了。所以我的阅读范围多是科幻、科普（至今还爱看那些离奇古怪、莫名其妙的科幻片，和书，再加恐怖片），顶多还看点蛮小儿科的《少年文艺》。其他男同学则爱读小说的居多，特别是《长沙晚报》上的长篇连载《蛟隆彪》一类，把他们读得如醉如狂，每天争抢《晚报》（班上订了），然后就高谈阔论，或争论不休。我只有张开嘴巴听的份。
但团支部书记“二把刀”和我玩得好，就找我谈心，做我的思想工作。初一时，二把刀在班上一点也不“出烟丝”，成绩平平，足球水平也属二流。但他出身好。他比我大一两岁，老成，诚恳，像位大哥，初二当了团支部书记，也不见摆什么架子。
问题是，我好像没有什么思想，更不知道该向组织汇报什么思想，整个一副不求上进的呆样（也难怪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批评我“不要求进步”呢）。
那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上政治课，政治老师要我们揭发其他老师的不良行为，同学们都非常踊跃。一次，历史老师上课正在说，某某朝代的某某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某某官衔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马上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驳斥，义正辞严，说，封建王朝怎么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比？历史老师顿时哑火，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可怜他老人家！
课后，同学们有了热烈讨论，到底能不能类比？于是，这一类话题就成了二把刀跟我做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倒是没有争论，都还心平气和。当然最后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只是隐隐觉得有点过分。但革命言辞永远是绝对正确，不可证伪，谁也驳不倒。
入团申请书自然写过。也自然没有结果。我还是不晓得着急，不要求进步。
到了初三，班主任有次找我谈话，谈了总有一两个钟头。具体内容实在记不清了，班主任说得含糊，我也就听得模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出身不好。那次谈话后，心上就像被压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好在我还是不想事的时候多。
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投身滚滚洪流，一切风吹云散。
一晃就到了一九七四年。我下乡已有六个年头。
那时，一切开始缓慢地挣扎着往正轨上挪。团员开始恢复组织生活了。我们队有好几个团员，间常也去大队活动一下。我还是不急不躁，既不羡慕，也无嫉妒。
突然有一天，兵油子对我说，毛弟，想入团不罗？写份申请噻。
我心中一热。
说真的，那时我长期情绪低落，有时还自暴自弃，自外于众人，常常离群索居，脾气乖张，总是冷脸对人。还有一件要命的事，每年一到夏天，肯定猛拉肚子不止，拉得一身蜡软的。记得有次去县城，一称，九十二斤，这还不是最轻的时候，因为还有力气走到县城。
不久就讨论新团员了。那是在大姚，大队部的楼上，一间宽敞的木板房里，坐了知青、社员几十个人。
讨论到我了。我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埋头细听。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听到的全是好话，一片表扬！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好，那么优秀，那么得到大家的信任，那么被大家需要。
一种要感谢每一个人，想拥抱每一个人的冲动，在胸中涌起。
我还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不久后的一个傍晚，九九、八一们上山来，八一拿出一包烟，一盒火柴，一方小手帕，给我，说，祝贺你入团！
面对这颇为奇特的礼物，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真的热泪盈眶了。
那天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用楚人兄的话来说，这一天，该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拐点。
到年底，我就被招工了。临走，同学提醒我还要转组织关系。我一想，还没交过一分钱团费呢。组织关系是我走后妹妹帮我转的，是否补交了团费就不知道了。
进城到一所学校当了厨工，很快就到了该退团的年龄。可是团支部书记不肯，要我坚持到二十八岁。我说，我又不是团干部，没有这样的先例。她反正死活不肯。
我只好作罢。突然想起，我还没退队的呢！少年先锋队。直到现在还没退。
团员们是一帮“师训班”出来的小青年，心高气盛，青春洋溢。又和他们一起玩了三年。
终于退了团。心平气静，竟无丝毫脱离了组织、失去了依靠的惶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