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经常是烦闷的，也不那么需要活跃的头脑。于是，我们开始主动喝上两杯，我们总试图去品尝本地的啤酒，可惜从来分不出区别。有时我们起得太晚，午饭就变成了早饭，两瓶酒过后，世界变得温暖、美妙、眩晕，那时走在小城的老街上，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古道热肠……

四十天下来，我经常向别人夸耀自己的酒量大增，确切而言，有三倍之多。当然，我从未进一步坦白——是从半瓶啤酒增加到两瓶。

我短暂的自信在来到陕北榆林时，迅速被击溃。他们甚至不理会啤酒的提议，一切从52度的西凤白酒开始。三个白瓷的小杯子放在一个托盘里，像是一场桃园三结义的简单仪式，作为桌上的陌生客人，我要接受轮番的敬酒，然后回敬。礼仪是复杂的，指向却明确而单调——客人理应醉卧他乡，不醒人事。

郝国华是在我明确地感到耳热酒酣时，走到了桌旁的。如果不介绍，我不会相信他是这家叫泰和酒家的老板，他双颊消瘦，鼻梁是一副普通的金边眼镜，开口时吐字过分清晰，像是经过专业的普通话训练。他的形象和我旅途上不断见到的那些民间知识分子更为相似，他们都熟悉本地情况、善于表达，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不容质疑的自信，也都有些怀才不遇的酸涩。他们常常是一个社区的信息中枢，并在关键时刻，会将自己的话语影响力转化成实际的权力。中国历史的变革动力，不经常都是由一位鲁莽、果敢、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配上一小群在原有秩序下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吗，至于那些跟随着揭竿而起的大众，则经常只是提供了茫然无序的、等待被引导的能量，他们是历史的音符，却不能提供旋律和节奏。

“新闻媒体对于陕北的报道太片面了”，在听说我来自北京的杂志时，郝国华这样说。之前，我品尝了他赠送的羊脸肉，被切成薄薄的一片片的羊脸被放在一架羊头骨里，它的味道有点发腥，却提醒我这一带正是草原交接之处。他还送了我们一首陕北民歌，这是我第一次清晰的听到“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半个月看了十五回，就因为看你跑成罗圈圈腿”的歌词。真可惜，他没有唱那些更露骨的酸曲。我有时在想，如果把那样直截了当的歌词用在给那些受过太多教育的姑娘的情书中，会是怎样的结果。在黄土高原的漫天黄土中，生活与色彩一样单调，情爱因此获取了巨大的生命力——它既是生活意义所在，也是主要娱乐的来源。

是的，我对于陕北一无所知，等待着他这样的地方智者的启蒙。出生于1964年的郝国华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是一对工人夫妻6个孩子中的第5个。他的小学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时间，在样板戏、秧歌舞构成的艺术世界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歌唱才华，在高中岁月时他还迷上了信天游，四处收集陕北民歌。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通向大学的道路狭窄，他先是成为了榆林第一毛纺厂的工人，并最终如愿地在1988年考入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经济管理。1989年的政治风波没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事实上，那段时间他主要是在榆林而不是西安度过的，这个陕北城市的街头曾有几次不成规模的游行，丝毫没有影响到本地平静的生活。

毕业后，他先在榆林天然气化工厂工作，然后成了皮革厂的一名销售员，销售厂里生产的皮鞋、皮大衣。他的商业才能也是此时被训练出来的。一年内，他卖出了52万元的货物，考虑每双皮鞋不过30、40元，每件皮衣是300多元，这是个惊人的成就。邓在1992年南巡所刮起的经商风，是逐渐从东南沿海吹到西北的榆林的，1995年起，郝国华开设了自己的鞋店。他不从本厂进货，也不选择西安，他直接前往上海，那里货品多样，价格也便宜。他买了两张火车票，和外甥两个人先是前往，8万块多的进货钱放在随身的一个篮子里，上面盖了一快破布，内心惴惴不安。到上海时，有人对他说，上海鞋都是从广州过来的。他抵达广州时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住到了陕西办事处。第二天他，开始进货，专寻新潮的东西。第一次冒险的运气不佳，8万元的货托运到榆林，只剩下4万多。他眼睁睁看着西安火车站的工人直接打开包裹把鞋抢走。

他的商业生涯此后进入了相对的坦途，到了2000年决定关门时，他积累了一笔在当时的榆林也不算太少的钱。那时的榆林似乎仍和十年前差不多，安静却有点萧条，古老也有点衰败。一场戏剧性的变化正在到来，事实上，他也算卷入了其中。2002年，他在距榆林城130公里的子长县的一座煤场里帮忙，在10个月里，煤炭的价格从60多块上涨到98元。

“911时，我就意识到煤炭价格要上涨，然后是与伊拉克的战争，那时石油也每天在飞涨呀。”我不清楚郝国华在多大程度上高估自己当时的判断力。在两天后的第二次更私人的谈话中，他显得比初次见面时更为镇定，更愿意陈述他对历史的看法，喜欢提到那些宏大、抽象的概念。但我想倾听的却是他的个人经验。

不管他对于煤炭价格的预测多么有先见性，他没有从2003年开始大幅上涨的煤炭价格中赚到钱。

2005年，开办了这家的餐厅。这个时候的榆林已与从前大不一样。推土机、吊车、筑路机散落在四处，那些因煤炭致富的人开始花费他们的财富，购物中心和大小餐厅不断兴起。他在2005年租赁这处房子时，房价是12块一平米，到了2007年9月，已上涨到将近48元。当我在餐厅里等他从厨房里出来时，隔壁的一对不过20岁左右的年轻情侣正在吃饭。结帐时，那个男孩子满不在乎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三公分厚度的百元人民币，从中抽出了两张。大量的现金，是如今的陕北给人最鲜明的印象。

这家泰和酒家一桌饭的平均价格是260元左右。“我们是中等价位的”，郝国华说，“他们的一桌消费都是几千块或者上万，他们针对的都是这些煤老板啦、油老板啦这些大人物。或者是政府部门高级干部。但前期投资也高。”
而泰和的定位，则是这个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官员。“一个县级干部下面至少要有七八个科级干部，我去做他们的生意，我的装修没有那么高档次，我的饭菜也很实惠，合胃口，每桌四五百块钱，他回去报销问题也不是太大。”

他的确是个独特的餐馆老板，甚至会计算一桌饭的烟酒水的价格大约是菜钱的１.６５倍。在他店里，汾酒、太白与西凤酒销得最好。他也会抱怨食物价格的上涨，并以一盘木樨肉为例为我做出分析：“原料是肉、片白菜、木耳还有青椒，如果肉涨一块钱,白菜长了一毛五分钱,青椒长了8分钱，但最终上涨的远不是这个价，因为色拉油涨价了,白醋涨价格了,,调料涨价了,水费涨价了,煤气涨价了,人员工资涨价了，洗涤剂涨价了,每一道工序都很重要，这盘菜三个月中上涨了四块钱。”

此刻的榆林给人印象，的确是什么都在建，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贵。不过，郝国华对于未来仍充满担心：“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大同、铜川，这些矿区出现的问题，在榆林都会出现。 ”他的这种忧虑感是在一次前往北京的公路上产生的，他看见运煤车一辆辆开走，车队漫长得没有尽头。“它终有穷尽的一刻吧，可能也就持续四十年”，他对我说。而且财富是以如此不平衡的方式出现的，“吃肉的继续吃肉，喝粥的还在喝粥”，他昔日工作的毛纺厂、皮革厂，如今都已没落。

令他更加遗憾的是，这城市丰富的记忆正在丢失。那些记载着他少年印记的小巷，防空洞，城墙上的革命标语，都正在消亡，都让位于一模一样的混凝土结构，这似乎是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城市的宿命。当这阵淘金热最终过去时，这种记忆上的遗失，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的下一代反而没有自己那个匮乏童年更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