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尘封的书橱里，有一本四十年前出版的《农村医生手册》，那是我的表姐在我上山下乡时送给我的礼物。表姐认为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山村，这本书可以给我照顾自己以些许帮助，但她绝对想不到，凭着这本手册，我竟然当上了为贫下中农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离开农村这么多年，搬了无数次家，但这本手册始终伴随着我舍不得扔掉。翻开那变黄发黑的纸页，当年的场景一幕幕又浮现眼前。
我下放的那个湘西土家族山村是个缺医少药的穷地方，偌大的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个医生，留两人看家，轮流抽一人背药箱下队巡回医疗，象我们这样偏僻的生产队，三四个月见不着医生是经常的事。乡亲们也惯了，小病小痛根本就没当回事：有个头痛脑热的，额头上敷个帕子、喝碗姜汤，钻进被窝蒙头盖脑睡上一觉了事；泻痢腹痛挖几根青木香、黄连熬水喝；孩子得了猴儿包（腮腺炎），扯把蒲公英、夏枯草嚼碎了敷上，还编了两句童谣打趣：“猴儿包，猴儿包，这边打，那边消”。再就是用些民间的土方子，比如刀口药、蛇药，敷两天就好。也有些得了重病请“师傅”（巫医）的，这些“师傅”远近驰名，据说各有各的专长。有的擅长治“摆子”（疟疾），病人家属上门求医，送上“手性”（礼物），“师傅”只要带个口信就可以把病人的摆子转移到别人甚至树上去。据说有人亲眼看见病人霍然而愈，而门前的大树却突然瑟瑟发抖。我没有过观赏这种奇观的眼福，据说是因为心不诚，我也始终是半信半疑。还有的“师傅”会发“九路水”，吞吃竹签，踩烧红的犁铧，飞檐走壁，驱神赶鬼，为丢了魂的孩子“收吓”，我也只是耳闻，至于他们究竟能否治好病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乡亲们都很善良，没有治好也从不见投诉索赔、闹“医患纠纷”，只怪自己八字不硬命不好罢了。一般都不送医院，硬挺。若是得了例如“粑骨瘤淌”一类的恶疾（大约是骨髓炎、骨癌），那就基本上是在家等死了，去医院的花费太大，想都不要想。
我下乡时，除了那本《农村医生手册》以外，母亲还给我准备了个小药包，里面无非是碘酒红汞紫药水、纱布棉签橡皮膏、奎宁甘草片阿司匹林香连片一类，小病小伤临时应个急，真遇上大事还是不顶用的。记得有次出工踩到竹蔸上，尖尖的竹签刺穿了解放鞋深深扎进脚底，只差没有从脚背钻出。我大叫一声，使劲一拔脚，鲜血喷射而出，立刻从鞋帮溢出。幸亏身边的王大爷为我迅速捏紧了穴位止住了血，又用口从我脚底的伤口一口一口地吮出许多淤血和碎肉，再涂抹些桐油点火把伤口烧焦，然后找来些草药嚼碎敷上。前后不过三天，我又能活蹦乱跳了。
不过我的小药包也发挥过大作用。那一年修“大寨田”，刚垒好的岩坎突然垮塌，五十出头的副队长腿脚不灵躲闪不及被压伤了胸腹，抬回家在床上睡了好几天，痛得哼哼不已。我实在于心不忍，从药包里翻了半天翻出几片止痛片送去，想着让他减轻点痛苦。没成想第二天再去看他，他竟神奇地好了许多，说吃了我的“救命丸子”是又止痛又顺气。连打了两天屁竟可以起床了，千恩万谢地提了20个鸡蛋来回谢我。我想这大约是他本来体质就好，又从来没有吃过西药，所以特别见效吧。
有副队长做义务宣传，我的名气也迅速传开了。常常有乡亲到我住的吊脚小楼来瞧病。好在这本《农村医生手册》分门别类、图文并茂，对各种常见病的诊断、治疗、用药都有详尽的介绍，于是我就成了个标准的“看书郎中”，为乡亲们答疑解惑，介绍一些简单的单方和治疗方法，且屡有收效。我又写信叫母亲再给我邮寄来一些常用药品，这一来在乡亲们中更有了口碑：“省城来的知识青年就是有文化、有本事，好样的！”
正赶上到处组织推广“赤脚医生”的那年月，那是在“文革”中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想要用不花钱、少花钱的方式建立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从农民中被选拔出的“赤脚医生”经过短期培训后回到本村本队，边下田劳动边为乡亲们看病服务。由于我在本村小有名气，而本村又确实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青年，于是我就被推荐参加了公社组织的“赤脚医生”培训。
到了公社报到，一共来了百多号人。第一天是听公社书记的动员报告。书记照例先念了一通“最高指示”，什么“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有“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还有“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等等。然后清清嗓子转到了正题：“我们这么大一个公社，靠三几个医生肯定是管不过来的，今后呢，还要靠你们这些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土医生。为了表示对你们工作的支持，公社打算每人配备一个高级的医药箱……”台下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站起身来，激动得脸像巴掌一样通红，谁知书记又接着说：“那是不可能的！”台下一下子象炭火上泼了一瓢凉水，大家又都坐了下去。书记又接着说：“那就每人发一个听诊器……”，掌声又响起来，虽然没有前一次热烈，书记又接着说下文：“那也是做不到的！”台下发出一片失望的叹息。但书记反而站起身来，提高了声调：“同志们，不要迷信洋东西，我们不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跑了日本鬼子、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吗？我们赤脚医生靠什么，一要靠漫山遍野的中草药，二要靠银针，我们决定给每人发一盒银针，这是好东西呀，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吗？瞎子开眼见了光，哑巴开口讲得话。有了这两样宝贝，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死人’。”
于是先学了三天的扎银针。先是讲解经络和穴位，然后就是动手在自己身上或相互找穴位试扎。我从小就特别怕痛，这时候在伟大领袖的鼓舞下，也顾不得那多了，按当时的话说，“你要变革梨子，就要亲口尝一尝”嘛。不过，针扎在别人身上，我会细心地体会捻、转、抽、提、留等各种手法，到了我自己身上，我总希望点到为止，针刚进去一两分，我就开始大叫：“行了，胀了，酸麻酸麻的，到位了！”听说有的解放军医疗队的同志为了找穴位找感觉，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把银针朝自己的哑门穴、百会穴猛扎，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感觉脸红。
三天后针灸培训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是采草药，这倒叫我特别开心。别人都在满山捉蜈蚣、挖茯苓、剥树皮、寻药草，我却是到处找野果、拣板栗。山上有的是好东西，春天有三月泡、五月泡、地枇杷、茶苞茶片，夏天可以顺手掰个嫩包谷、摸个滚地瓜，秋天有羊桃子、八月瓜、板栗、核桃、洋冬梨，逮到什么是什么，吃得你躺在草丛中揉肚子。吃饱睡足了，随便扯一背篓车前草、满天星去大队交差。当然，天天在山里钻，难免遇上毒蛇什么的，我被蜈蚣咬过，被雷蜂子叮过，最惊险是那次在猛峒河边上钻来钻去，脚下一滑就掉下了悬崖，幸亏年轻时手脚快，一把死死抓住了一根小树干，要不然那次多半已经掉进湍急的河水里“光荣”了。
结束培训回到村里，我这个赤脚医生就算走马上任了。社员们来求医问药，就扎上几针，打发他上大队药房去要点草药，大家觉得这赤脚医生办法还要得。这天，四佬突然跑来说住在下坎的二嫂病得不轻，叫我去瞧瞧。 从下河嫁到村里的二嫂昌秀比我大不了几岁，虽然已经生了一双儿女，身段比姑娘还要好看。人又生得白净，面带桃花。我们那里姑娘出了嫁，头上就要包上长长的丝帕，长年不摘，远看分不清年龄。二嫂偏喜欢洗头发，在坪场里摆一盆茶枯水，把丝帕解开，一头乌发便象瀑布般倾泻下来。用茶枯水搓揉起了白泡沫，用清水过细洗了，再抹些茶油，用黄杨木梳细细地梳顺了，披着乌黑发亮的长发等它慢慢吹干。间或把头一扬，那头发上细细的水珠便洒落开来，象天上摇落下的露水珠，伴随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二嫂不光是个好社员，又是个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好媳妇，一家人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左邻右舍都喜欢找她帮忙，村里的姑娘们到了晚上则喜欢聚集在她家里，围着火坑跟她学唱哭嫁歌。“爹娘把我嫁远方，邀呼姐妹来商量，三三五五团团坐，你哭一场我一场。”“在娘怀中三年滚，头发操白几多根。青布裙来白围腰，哭声娘来箭穿心。”那歌声要唱到半夜，袅袅地飘进我住的吊脚楼里来。我那次被竹签扎了脚以后不久，二嫂送我一双手纳的鞋垫，精美极了，放进鞋里不长不短、不宽不窄，我问二嫂怎么知道我鞋子的尺码，她抿嘴一笑，说是比着我的脚印做的。
跨进二嫂家小小的厢房，半靠在床上的二嫂显得更加白皙，额前的刘海湿漉漉地耷拉着，她闭合着眼睛微微地喘息着。我关切地问她怎么啦，她回答说：老毛病了，这回厉害些。把了把她的脉搏，脉快而细弱，想不起我的小药包里有什么药对症，只好把银针盒拿了出来。二嫂把手臂颤巍巍地伸出来，我在和谷、内关、曲池几个常用穴位上小心地扎了几针，又在她左右小腿的足三里穴位上也扎了针。二嫂微微点了点头，努力想做出微笑的表情。我刚拔出针，二嫂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吐出一口痰，带着粉红色的泡沫。我心里一沉：情况不好，凭我这两下子恐怕是不济事，得赶快想办法。与四佬一商量，两人连忙起身翻山去大队部，打电话给公社卫生所，找我认识的王医生，请他连夜赶来诊治。王医生赶到已经是小半夜了，看了病人，走出房来，问站在一旁的二哥：“她这病有多久啦？”二哥本就有点口吃，一紧张话就更不利索了：“出、出、出嫁前就有，生娃儿时两次都差点死过了，老、老、老毛病，就没大在意……”王医生长叹一声：“心脏病，已经心力衰竭了。这病，县里都没有办法，吉首州医院不晓得如何。你们村又不通公路，扎轿子抬到公路上去拦车，病人肯定受不住颠簸。”我焦急地说：“王医生，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救她一命！”王医生无可奈何地一摊手：“医生只治得病救不得命。”略一沉呤：“我给她打一针强心针吧，如果明天早上情况稳定，赶快往州医院送。”打完针也不停留，匆匆离去。二嫂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她把二哥和两个孩子叫到床前，叹口气说：“我只怕是难得好了，只挂牵这两个娃儿。你以后再找一个，一定要对娃儿好的。”我们都安慰二嫂，劝她安心休息养病。二嫂躺下不久突然惊恐地叫唤起来：“不要戳我的腰，不要戳我的腰啊！”我们把她唤醒，她说是做梦，有人用豆荚条子戳她的腰杆，好痛好痛。二哥仔细翻看了被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一直蹲在屋外檐下抽烟的王大爷摇了摇头：“昌秀的老屋（棺木）只怕是放不妥帖了。”起身而去。二嫂又昏昏沉沉地闭上眼，我也回家忐忑不安地睡下。
鸡才叫了头遍，从下坎传来一阵哭声，我跃身起来，心里拔凉拔凉的。二哥家的屋场前一会儿便聚满了人，谁都不敢进屋，小声地议论着。几个队干部烧起一堆火，围着火蹲着商量起来。太阳渐渐升起，照在身上却没有一丝暖意，风吹得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正好公社书记带领检查组路过，闻声赶了过来：“一清早不去修大寨田，围在这里干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总是要死的嘛，留两个人料理一下，其他的人出工去！”队长还没来得及答话，我插了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书记狠狠瞪了我一眼，扭头对队长说：“那就最多耽搁一天，要开移风易俗的革命追悼会。谁要是搞封建迷信，那就不是阶级斗争也是路线斗争，我只拿你是问！”
书记一走，队长立刻活跃起来，俨然还是在志愿军里当排长指挥作战一样，一一派工。有的去临村借响器、抬杠，有的去家族坟山挖眼，有的去公社供销社买鞭炮、酒和黄纸，特别交代清楚：是写“农业学大寨”标语用的。二哥家只有一头没出栏的半大架子猪，七八十斤，也就是它了，安排两个人杀猪，几个人帮忙做饭。由队上公仓里出两担谷子，派两个后生子挑去碾米。几位舅娘、大嫂帮着给二嫂梳头装殓。二哥哭得手脚都软了，做不得事，喉咙又是嘶的，由我陪着接待二嫂娘家来奔丧的亲戚。一一安排停当，各自领命而去。队长又叫住王大爷，悄悄嘱咐他去邻村请做法事的老“阿普”（辈分很高的老巫师），王大爷拄着烟袋杆兴冲冲地去了。
入夜时分，队上唯一的一盏汽灯在二哥家的堂屋里亮了起来，堂屋的正上方原来做神龛的地方，毛主席像暂时被请了下来，贴了一小块红纸，门楣上挂着我写的横幅：彭昌秀同志追悼大会。二嫂睡在本来为婆婆准备的寿材里，寿材摆放在堂屋正中，用两条长板凳架着，前面摆着一张供桌，供着一个腊猪头、两块陈年腊肉，还有几碗大米、花生、小谷、黄豆。那年月没有香烛，只点了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按规矩，夭折的女人去世，灵柩只能停放在厢房的屋檐下，但二嫂的婆婆执意要停在堂屋，大家也就依她了。
唢呐、锣鼓镲钹吹打起来，人渐渐到齐了。我宣布追悼会开始，队长、贫协组长、妇女队长先后讲话，说的什么听不大清楚，声音都被淹没在堂屋里外一片呜呜咽咽的哭声里，妯娌们还有未出嫁的姑娘们哭得最伤心。讲话完毕，全体默哀三鞠躬，又吹打了一阵，邻村请来做法事的老阿普起身站到了供桌前面，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眼睛发亮，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老阿普从怀里掏出来一把做法事用的尸刀，黄铜打成的，在灯光和火光照耀下闪着光芒。尸刀象一把不开口的匕首，上面是一个大大的铜环，铜环上扎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条。不知道他把尸刀收藏在哪里，“破四旧”时竟然没有被没收掉。他对着灵柩把尸刀高高举起，左手不停地晃动，双脚也不停地跺地，口里念念有词，声音越来越高。声音突然停止，老阿普端起碗来喝了一口酒，朝供桌方向喷去，只见那盏油灯忽然腾起一团尺把高的光焰，光焰迅速升腾，越过檩子和房梁，消失在屋顶的椽皮和瓦缝里。他又边唱边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来，时而击掌，时而下蹲，时而绕臂穿肘，时而扭肩擦背，踮脚打旋，完全不象七老八十的身手。接着，他又在供桌上摆上一个蒸钵，在蒸钵里烧了几张纸。火刚熄灭，他拿起蒸钵就咬，听得“嘣”的一声，蒸钵被他咬下来一块。老阿普索性把嘴闭紧一阵咀嚼，传来一阵“格格”的响声。他又喝了一口水，伸长脖子把碎片吞下去，只从嘴角流下一线浑浊的液体。他把咬缺的蒸钵朝地上狠狠摔去，刚才寂静无声的灵堂内外，哭声又重新高亢起来。他这一阵表演看得我目瞪口呆，大气都没敢出。老阿普又拿起鼓边敲边绕着灵柩走动起来，村上的老年人都跟在他的身后，顺时针绕几圈又改为逆时针绕，反反复复。他那听不懂歌词的声音拖得长长的，饱含着苍凉悲沧，每唱一句，跟在后面绕圈的老人们便用低沉的喉音应和着：“撒儿——嗬！”我相信当代的无伴奏合唱应当是从这里发源的，那旋律简单却有催人泪下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