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倌生涯

　　孤独与寂寞，是三年“大有作为”日子最深切的印象。三年插队，吃过不少苦——不知过了多少没有油盐的日子；三伏天，烈日当空我们还在挥锄挖土；数九寒天，我们还要破冰赤脚下水挖田。也受过很多累——挖土、拉犁、挑猪粪，百四五十斤的担子与壮劳力们一样的挑。这些都还没什么。但当一天的劳作结束，吃过晚饭后还要独自面对寂静而又漆黑的夜，那种寂寞的感觉弥漫在你心的内外，挥之不去，无处躲藏。

　　不过，这都已是过去，今天再提起，不是我的本意。因为与各位知青老大哥比，不值一提。

　　言归正传。

　　因为我“放牛都嫌小”，村里最先安排我养猪。那时村里没任何经济来源，准备养几头猪到年底卖点钱作集体经济，我们来之前队里刚好捉回6头小猪。

　　要我养猪，队里只给了我两担谷糠和半箩瘪谷碾出的碎米，其他猪饲料就靠我去解决。小时候在外公家我扯过猪草，但那是在山里，有“草”可扯，而且家里只有一头猪，一天扯一蓝子就够了。而在张家湾，山上的草根都被拔掉作柴烧了，哪有猪草可扯，何况还是6头猪？！好在时值春暖开始，田里作肥料种的草籽刚刚茂盛而又鲜嫩，村长允许我割田里的草籽苗喂猪。

　　正是长身体的小猪，单靠吃谷糠和草籽肯定是不行的，但我又再也找不出别的东西喂它们。猪也通人性，大约半个月后，这些猪就象受过训一样，只想跟着我走。两个月后，只要听见我的声音，一米高的围栏可一跃而过（野猪也不一定有此本事）。过了快三个月，田里的草籽被耕掉了，谷糠碎米也早没了，就再也找不到猪吃的了。猪还是原来一般大。眼看猪有被饿死的危险，村里只好卖给每家每户去养（到年底，这些猪才百来斤一头，食品站嫌太瘦不收——要是现在，找都找不着——只好杀了，留着自己吃）。

　　猪倌生涯就此结束。

哈哈，月底月初，最忙，没时间来。抱歉了！

   　我们四个知青：柏林，炳申，奇生和我。炳申年龄最大个儿最高，其实他父母都是农村户口，本来他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哥哥在西双版纳国营农场，通过关系将他转成了城镇户口，迁回老家后成了“知识青年”，他这个人为人大方，讲义气。柏林和奇生年龄大我一岁，个都比我高一点。奇生体格最壮，初中毕业，但比较有心计。柏林最好表现自己，爱耍点派头，是一个“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人。柏林据说在学校时当过“干部”，队长就指定他为我们的“户主”（其实后来他什么“主”都没做）。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那么，四个和尚呢？

　　刚到队里，大家都很客气，同吃同住同劳动。收工回家，烧的烧火，淘的淘米，切的切菜，家务活大家一起干，很是和谐愉快。特别“户主”柏林很想表现自己，吩咐大家做什么，自己也带头做。

　　隔三差五，下午收工后，他们仨就回家到父母身边去，吃个现成饭，换件衣服什么的，早晨再回到队里来。我离家远，没家可回，他们就请我去他们家，我也偶尔轮流着去他们家里改善改善伙食。

　　渐渐地，个别人就不那么主动了，久而久之，“户主”也不“主”了，主动做饭的就我和奇生，再后来，煮饭的就只我一个人了。再渐渐地，他们大概觉得总吃我煮的饭不好意思，回家的次数月来越多，晚上基本就我一个人守着孤独的房子。不是因为我无“家”可回才主动做饭，实在是做不出大家都犟着的事来。

　　天天回家也不是件舒服的事，因为大多数天都收工很晚，再说，每天来回走五六里路，并不比做饭轻松。

　　这时，奇生就另开炉灶，自产自销。接着柏林也效仿，但只是做的少，蹭的多，时不时嘿嘿嘿地就搭在我或奇生锅里一道吃。就炳申还在搭我的伙，他兴趣来了做一点，一般情况不做，但态度很鲜明，仗着和我很和得来，就是不“分家”。其实我不说什么，谁愿意与我搭伙我都乐意，多做点事，没啥。

        一屋三灶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到我们四个知青被派去修渠道打石头为止。

投亲靠友的事让给了哥哥，哥哥毕业后留在了外公外婆身边，他没吃过我所经历的苦。但哥哥后来一直生活在父母的蔽护下，令他心感压抑与无奈。有时候，吃点苦不一定不好。

那时也不知为什么没要求下放到妈妈的公社去，一个字：傻。

   不是因为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实在怕人家说闲话，那时候的人以及干部，纯！

谢谢欣赏！

        除了煮饭，我们四个知青闹了点矛盾，其他方面，比如出工，比如娱乐，比如分配物资，我们其实还是很友好、很团结的。

        说也难怪，插队一段时间后，我们真羡慕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年轻人。同样的出工，同样的劳累，同样的疲惫，但收工回到家里，至少他们不需要自己煮饭，不需要自己洗衣服。而我们，不管多么的疲劳不堪，回到家还要做饭、炒菜、洗衣洗碗。对收工后有一碗现成饭吃的愿望，不是一般的强烈。

       张家湾是一个很特别的生产队。一是它很小，全村才５户人家共２８个村民，仅有全劳动力（壮年男性）４个，半劳动力６个（5个女劳动力，1个带残疾的男劳动力）。二是人均田土较多，全村有三十几亩田和五十几亩土（这在我们当地已是算多的了）。三是地理条件不错，这里属丘陵地区，山不高，交通很方便，距公路仅一里路，离区政府所在地不到三公里。四是它却又特别的穷，一年至少有三个月缺粮，别的地方喂猪都不要的霉得发黑的红薯渣，就是他们度荒的主粮。全队没有一头耕地的牛，没有一件象样的农具（当时，我很不明白，有田有土，但为什么就那么的穷）。

       我们来后，尽管我们四个知青分别“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村里还是把我们四个算作一户（大凡按户分配的东西，我们四个人分一份，然后由我们四个人再去分）。将我们四个知青定为中等劳动力（说还是照顾我们了。说来也是，论劳动能力，刚开始时，我们连半劳动力都赶不上）

　   以前，每逢春播、双抢和秋收，村里的那几个劳动力显然是不够的，都是由公社或大队组织人员牵上耕牛来突击帮忙，两三天就搞完。这时候村里全体劳动力都忙于后勤——送水、办餐等，因此，别人最累的时候，他们却比平时还轻松些。我们四个知青来了之后，这个惯例从此被打破了（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这个又可以成为大队、公社干部们总结材料里的一条成绩，只是苦了队里做事的劳动力和我们四个知青）。

       不做猪倌后，我个子虽然小，但也只得随大伙一起出一样的工，干一样的活。

       第一天出工，干的是多数人想象不到的活——拉犁。当过农民的人都知道，拉犁本是牛干的活，人拉犁，在来张家湾之前，我们也是闻所未闻。耕田（我们叫犁田）时，牛在前面拉犁，一个人在后面掌犁。我们没有牛，更没有现在所谓的机械化，只有用人代替牛。一杆犁四个人，前面三个人拉，后面一个人连推带掌犁。4个全劳动力每杆犁两个，每杆犁再配两个知青，犁田就这样开始了。

没有当年的照片,这张是从网上找到的,靠人力拉犁就是这样子

       做牛做马，真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拉犁，一根粗绳套在肩上，身体前倾，用力往前拉，一步一步，泥（土）在犁刀的作用下翻了过来，留下一道道优美的线条。远观此景，诗一般的浪漫。但身处其中的人，其辛其苦，非亲历不能体会。第一天下来，背（晒）红了，肩肿了，腿麻了。

        我虽小，但我坚持下来了。我们四个知青都坚持下来了，当然，有些人的坚持掺了点“水分”，出工没完全出力。因为，他们拉过犁的有经验，从绳子绷紧的程度上就知道，谁用了力，谁偷了懒。我力气不大，但我实实在在尽力在拉，所以，他们很喜欢和我这个小个子组队。

        一段较长时间后，村民不再笑我“放牛都嫌小”了，代之以“称坨虽小压千斤”的赞誉。

       不但拉犁我们坚持下来了，插秧、挑肥，无论是技术活还是力气活，我们都与全劳动力们一样地干。半年后，我们四个知青都由“中等劳动力”升为“全劳动力”（工分由每天8分加到10分）。

        伴随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我的个子却在迅速成长。插队不到一年，我的身高由1米59长到1米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