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中提到塑料袋，是用来装脱下的衣裤的。封严实，也能浮在水上救生用。有次一个同学带来的大塑料袋，竟然装下了十几个人的衣裤。只是漏水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在岸边戏水，那太小儿科，要知道，我们是去横渡湘江的。衣服无处“寄存”，更不会有人愿意“留守”。塑料袋终归希罕，只好最大限度地精简机构：赤膊，赤脚，短裤穿两条，到江边，脱下一条，塞进塑料袋，游过江去，找个隐蔽处，脱下湿的，穿上干的（常因塑料袋漏水而半湿了），把湿的发狠拧干，套在头上，儿时腰细，腰围头围相差无几。回来，一路暴晒，到家，焦干的了。想想，也蛮酷呢。
那年头，西装短裤算是奢侈品，但男孩没有一条球裤是绝对不行的。穿条“米袋子裤”，在街上溜达勉强还说得过去，踢足球，打比赛，那就太有失身份了。
我直到初三，在高人的指点下，才明白球裤里面还应该有一条内裤。我没有，被称为“打单”，或曰“没挂胆”。
有次上体育课，恰好“打单”的我，被老师指派上单杠演示一个翻转动作，我不想事，说上就上。后果可想而知。半空中头朝下脚朝天的那一瞬，我顿感不妙，下来已满脸涨红。女生们都垂着眼，男生们则一脸坏笑。
其实从初一开始，男生们在一起，就热中于性的话题了。
我们偷偷摸摸嘻嘻哈哈地谈论各自身体的变化，无师自通鬼鬼祟祟地交流感受和体验。也谈“跑马”，后来才知道学名叫“梦遗”。好象从没提到过“自慰”，亦即“手淫”，光是这个“淫”字，也足以使我们避之千里了，万恶之首啊！我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最感困惑的是，远不止我一个男孩的乳头也在膨大！涨得生痛，幸亏几个月后消了肿。不知是生理变化之必然，还是我们几个内分泌失调？
班上有一个医学院子弟，谈起性来，一串一串的专业术语，他不脸红，我们心跳。
爱看小说的同学居多，对里面时不时出现的性描写，我们倒是一本正经地讨论过，最后达成共识：性既然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文学作品反映也就是正常的了。
寄宿生的性教育大多是在寝室里完成的，这倒有点像国外现在比较提倡的“同伴性教育”，不过缺乏权威的、科学的指导，必然滑入淫秽、下流一类。
我没寄宿，所以懵懂好多。
学生自然也有成双成对的，我们班在同年级里分“男女界线”最坚决。看到外班的男生女生打打闹闹，我们总是嗤之以鼻，俨然一群少年卫道士。可惜那时不评什么“德育示范班”啊。
卫道的结果，是我们班男生直到初中毕业，还几乎全体缺失初恋的经历。现在同学聚会，当然已无男女界线，回首当年，常有“也许……”，“可能……”，“要是……”一类的玩笑和唏嘘，终觉不无遗憾。
那个时候，没有人来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该向谁寻求帮助。父母？老师？求助者，更可能是被求助者，会感到难于、羞于启齿。
要是我们有足够的性科学知识，有对自己和异性的充分了解，知青时期的苦闷与焦虑将会化解多少啊。
有这样的段子：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讲痞话，大家都高兴。可见，性，永远是人们的最佳话题。在很多场合，能够抖出一串串“荤段子”的人，绝对最受欢迎。
与此同时，爱的纯真和浪漫，性的激越和愉悦，不再被人提起。仿佛那都是少年强说愁的矫情。都说，开放了。是开放了，但这绝不是对一种生命科学的开放。我们已经昂首阔步轻松愉快地进入了痞的时代。权势痞得，道德就痞不得？
更荒唐的是，同一件事，既是大人们的欢乐源泉，又是孩子们的严厉禁区。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区域之间，没有桥梁，没有过渡。
要长大成人，我们该怎样跨过这断裂的沟壑？跨得过，跨不过，我们都可能遇到没有丝毫准备的、超出想像的慌乱、失措、难堪，还有伤痛，甚至愤怒。
我想，那一刻，最多的感觉可能是，我们被欺骗了！
可怕的是，被欺骗的同时，我们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欺骗我们的孩子，孩子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欺骗他们的孩子。
是啊，瞒和骗，不正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吗。
到了该“知天命”的年纪，我才读到了海特、金赛的性学报告。联想以前读的弗洛依德，对那些每一孩子都免不了的、最初始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这样？等等，才算得到了比较明确、全面、令人信服的解答。
我从来不指望“知天命”，但我必须知道我自己。或许，这比“天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