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对大姐的愧疚
大姐是我们家遭遇灾难时的顶梁柱
我的大姐今年已经６０岁了。４３年前，漂亮、心高气傲的大姐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读高中，也不能去话剧团当演员，下放到湖南的江永县当知识青年。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湖南日报社的经武路宿舍，这里是湖南日报社的老办公楼，典型的苏式建筑，中间一条又长又窄的走道，左右两边的房子门对着门，住的主要是原湖南日报右派和我母亲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我家住南边最后那间。
１９６８年春天，我的父母亲双双失去了人身自由，除了扣发他们的工资，还不准他们回家。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年３月的一天，湖南日报造反派“红色新闻兵”在我们院子的围墙上贴出一张“勒令”，勒令我家在几天内滚蛋！那时候，被关押在兴汉门新华印刷一厂的父亲束手无策，母亲则远在丁子湾的学校没有任何消息。３月１９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上午，在我们给父亲送衣物时，“红色新闻兵”来人踢开我家的门，生生地把我家（除了借用公家的床铺、椅子外）的东西统统扔到走廊上，把门贴上封条后扬长而去了！我们姐妹在走廊上趴着、蹲着度过了几天后，我的大姐，２０岁出头的大姐，从江永回来了！大姐先把我（１３岁）和三姐（１５岁）安顿到也是知青的男朋友家中，然后把书柜书桌等家具分别寄放到其他知青同学家。离开经武路宿舍的那天夜里，我从窗户爬进房里，在地板上拉了一堆大便，算是对被“赶走”的愤怒和抗议的表示吧。
接下来，大姐带着我和三姐东奔西跑，张罗着找房子。５月间，大姐初中同学的哥哥介绍了两间住房，每间９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堂屋（与人共享），爸爸用家里最后的１５０元存款付了首期，（未付的１００元一直到１９７８年父亲平反后补发了工资才得以付清）。在大姐同学的帮助下，我们搬进了长岭２９号。就这样，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大姐就是家长，担起了父母的职责，是家里的顶梁柱。
大姐和知青被“遣送回农村”
这以后，我们三姐妹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我记得，那一两年里，父母能每月回来一次了，家里总是有很多哥哥姐姐，都是大姐的江永县知青。我不知道在乡下大姐得了关节炎，两只膝盖都红肿了，根本不能下水田。乡下知青大都已经生活不下去了，他们绝大部分都回了长沙。知青们回来后，靠着家里一点微薄的口粮，偶尔打点零工，挑土什么的度日子，知青之间相互接济为生。
大概是１９７０年秋天，城市里掀起了赶知青回农村的运动。没有户口的知青叫做“倒流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半夜突然上门“查户口”，好几次半夜里我们三姐妹被“查户口”的敲门声惊醒，我和三姐躲在被子里听着大姐去开门，听着大姐喃喃地说着一些什么“家里冒（没有）大人”、“乡里冒饭吃”的话，听着“查户口”的人的吼叫声和呵斥声。这期间大姐还到同学家里躲过几天。没多久的一天夜里，“查户口”的人又来了，我和三姐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眼睁睁地看着大姐被来的人连拽带推地弄走了。第二天一早，听对面的王阿姨说大姐被关在街道派出所。我和三姐连忙去找她。
我们来到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一进大门，上班的人还没到，厅屋里黑咕隆咚的，这时一阵哭喊声传来，是大姐的哭声！她在叫“五毛！六毛！”（三姐和我的乳名），我们循声找去，里面还有一间内房，大姐是从窗户里看见我们进去的。内房大概是临时用来作“牢房”的，门就是用几根木棍钉起来的“牢门”，我们很害怕，离“牢门”远远地跟大姐见了面。大姐抓着“牢门”的木棍，哭着说，“赶紧去找爸爸妈妈！把我救出来！”还说：“要是回江永我会饿死的！”我和三姐害怕地小声地抽泣起来。这时候，门外进来了一个女的告诉我们，说要把大姐和其他抓来的知青“遣送回去”，要我们在两天内给大姐送些衣服，送点钱去……
大姐落难时父亲和我行了不义之举
接下来的事使我难以忘怀，更难以启齿，因为涉及我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其实，我们六兄妹中，父亲最疼爱的是大姐。大姐在父亲人生巅峰的时候出生，父亲视她为吉祥，大姐的模样脾气个性也最像父亲。可是，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由于长期的运动，加上迫害和压抑，父亲的心理变得扭曲、性情暴躁。父亲虽然肯定大姐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家庭，却不能忍受大姐和知青同学相互来往，家里变迁时丢失了一些书籍，如《鲁迅全集》等，父亲老是拿来说事，一说就大发雷霆，怪大姐的同学“偷”走了云云。父亲对大姐的男朋友也不满意。父亲对大姐的态度，给我和三姐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也一度认为大姐和知青同学不回农村是“在城市吃闲饭”，是“好吃懒做”。大姐的知青同学要我学画画，借世界名著给我看（如《简爱》、《斯巴达克斯》），我也以为那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搞不清父亲和大姐谁对谁错，甚至以为家里的不安是大姐“滞留城市”造成的。
对于“遣送知青”的行动，父亲采取的态度很坚决。我记得的情节是这样的：回家发过脾气后的父亲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从此与***（大姐的名字）断绝家庭和父女关系！”要我们送到办事处，去“表明态度”。当时三姐就不肯去，我呢，懵懵懂懂地犹豫着：去吧，真觉得这是一件做不出来的事情，大姐不是要爸爸救她么？爸爸怎么能在这种时候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呢？不去吧，一来没有不听话的胆量，二来也认为大姐真的是犯了什么错，要不然，大人怎么都这么说，这么干呢？我拿了几件衣服，匆匆地走到办事处，我不敢去见大姐，把衣服和纸条往那个女看守一塞，像贼一样赶紧地跑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辈子见不到大姐了，自己没脸见她了。
没曾想到，过了几天，大姐又回来了！她兴奋地告诉我们，办事处把她和一些知青集中起来弄走后，汽车开到零陵时抛了锚，他们几个知青同学趁押队的不注意就跑了，没钱坐车，走了三四天，还讨了饭，才回到家的。这时候，我似乎觉得大姐好像并没有收到我送去的衣服，可是我又不敢问她，她也没有提起这事。
我代表父亲向大姐表示心中的愧疚
３７年过去了，父亲、大姐、我和三姐，谁也没有提起过送衣服和纸条的事。我们都想借时间的流失抚平心头的伤痛。父亲在平反后几次说到大姐是我们家的功臣，要把长岭房子三分之一的份额给大姐。我知道，父亲这是想还账，还当年欠下大女儿的感情账。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１２年了，可是我的心病越来越重。我经常想起大姐被抓走“遣送回去”的夜晚，大姐那“五毛！六毛！救我！”的哭喊声时常在耳边想起。
在这里，我，还代表爸爸，为我们当年无知、冷酷、愚蠢的举动追悔莫及，请大姐接受我和爸爸的忏悔，愿来世我们还是父女，还是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