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的胡耀邦（上）---转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贝璐瑛 口述
秦海 整理
贝璐瑛，女，1945年生，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的外事部门工作，为方毅、朱镕基、李鹏等人接见外宾时当过翻译。父亲龙潜，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母亲贝海燕，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省纺织厅厅长。
【偶然被胡耀邦认识】
我很早就知道胡耀邦，但胡耀邦并不认识我。他是我的父辈，比我大差不多30岁。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娃娃；而当他“文革”中被批斗、靠边站的时候，我只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学生。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我先是去“东炼”，后来也到了明港，真正像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同时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直到1971年末，我们才回到北京的学校。不过这时的学生们，由于林彪事件，不但早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政治热情，更对所谓的政治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于是消极、躲避便成了当时许多同学的选择。我也是如此。
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龙潜在湖南省革命大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胡克实当时任副教务长。他们算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和胡克实都调到北京工作，相互来往也并不多。“文革”时，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也不能幸免，靠边站了。我当时无所事事，加上在湖南时就熟识，于是就去看望他。他住在北京富强胡同甲6号，是一所不大的平房四合院。当时具体见面的情况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我在跟他说话时，从一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这不是胡耀邦吗？胡耀邦本来住在胡克实的隔壁，也是一所平房四合院，但比胡克实这边大一些。“文革”开始，胡耀邦一家被赶了过来，同胡克实挤在一个院子里了。
胡耀邦身材矮小，但很精神，更给人亲切的感觉。他坐在我们旁边随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龙潜是我的父亲时，连说“龙潜我知道”，胡耀邦就这样认识了我，从此我有事没事就往富强胡同跑，把那里当“解放区”。我和他逐渐熟了起来。去他那里的年轻人、干部子弟很多。有的是为父母的政治“问题”去找他的，有的就是去闲谈。他对大家都很亲切，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大家也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长辈，都叫他耀邦叔叔。他总是以“小贝”称呼我。有时闲谈到吃饭的时候，许多人起身告辞，他总是挽留大家，但由于人太多，大部分都走了。我则常常留下来，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也同他的几个孩子，如大儿子胡德平、二儿子刘湖很熟悉。
【给我介绍对象】
耀邦叔叔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去他们家，开始先同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的孩子们聊天，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聊着聊着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男青年。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像个娃娃，我还以为他是一名中学生。这青年很健谈，高谈阔论，颇有一点炫耀自己，我也没在意。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那人怎么样？”我随口说：“不怎么样。”胡德平说：“这是我爸爸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我大吃一惊，便进屋去问耀邦叔叔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笑，不说话。我说：“耀邦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了解他吗？”他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郭化若是那青年的父亲。我又问：“你了解他吗？”他却仍然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但和同级、上级的关系往往不太好。不过，这么多年来，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说：“我是问你了解他的儿子吗？”他笑着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的儿子，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看嘛。”我当时真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这青年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我们的“红娘”就是胡耀邦。我儿子出生后，便叫耀邦叔叔为“红爷爷”。
后来听我婆婆说，一次，耀邦叔叔请客，我公公婆婆，还有莫文骅夫妇和外交部一位老副部长夫妇。席间我婆婆对耀邦叔叔说：“感谢你给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好媳妇。”莫文骅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听了笑着说，你还管这事啊，那好，我们刚巧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家，你也帮着介绍一个。耀邦叔叔说，好，你们两家孩子一男一女，正好可以当亲家。其实那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好几岁，根本不合适。胡德平事后很埋怨他父亲乱开玩笑。耀邦叔叔后来对我说，“中央文革”曾指责他开婚姻介绍所，他说他介绍成功的，其实只有我们这一对。
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后，妈妈一直在长沙工作和居住，所以时不时回趟长沙。耀邦叔叔是湖南人，我返京时，经常给他带点家乡的东西。耀邦叔叔是不收礼的，通常别人送的东西他都谢绝，但我带给他的东西，他收。记得一次我给他带了一筐湖南的桔子，这种桔子很好吃，他很高兴，说：你开桔子铺啦？我说我是打你的旗号向人家要的。他一惊：怎么打我的旗号？我解释：“我给长沙的同学说，弄些好桔子，我回京看望耀邦叔叔时带给他。他们都特别乐意，所以找了最好的。”他听是我的同学，这才放心，马上把胡克实家的孩子叫过来——分桔子。
当时，我妈妈在长沙轻工部门工作。一次回长沙，我要妈妈给我弄了一套72头的瓷器餐具，回京看望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时带了去。耀邦叔叔说：小贝，你这是干什么呀？看那样子要拒收了。我说，你以后请我吃饭，就用这个。他这才说：好呀好呀。在他眼里，我是孩子，又从来无求于他，所以我给他的东西他才收。这套餐具大部分他都分给了克实叔叔家。
【“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
吴自立很早投身革命，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打仗很勇敢。解放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口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由人写成回忆录，一部叫《怒潮》的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录改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倒台，《怒潮》被视为给彭德怀歌功颂德和翻案的作品，受到严厉批判，吴自立自然也倒了霉。“文革”中，湖南出现了一个群众组织叫“湘江风雷”。这个组织打人特别厉害，以至当时湖南的一些干部见面，必互相问候“挨打了没有？”解放初，我母亲在长沙裕湘纱厂当书记，从工人中提拔了一个女干部，这个人“文革”前是厂工会主席，“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又被装在麻袋里打，差点打死，大夏天都得捂着厚被子。我母亲闻知，后悔地说，当初不提拔她，她也不会受此大难了。“湘江风雷”如此残暴，在湖南很少有干部支持。但吴自立竟支持“湘江风雷”，因此大遭人恨。他本来就因替彭德怀翻案靠边站，再加上支持“湘江风雷”，在“湘江风雷”倒台后，他被关了起来，也屡遭毒打。
吴自立的三儿子叫吴东征，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高中时不在一个班了，但还是同学。他爱好新闻，1964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却因父亲的政治问题，没被录取。他的心情当然不好。“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北京的学校回到长沙，在街上碰见他，说了几句话后，邀他到我家吃饭。他大为诧异，问方便吗？我说家里只有母亲和阿姨，没有什么不方便。从此他时不时到我家来玩。他当时在一家工厂打杂，没人给笑脸。他也没有家，住在工厂给的一间小破屋里。不过他很爱看书，自己学习了不少东西。1971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特热，吴东征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来学校找我。他说他以为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找到那里，人家说没我这个人。他这才想起我的学校还有“第二”两个字，遂又从北京西郊骑车到东郊，找到我。他说他父亲坐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做孩子的想让父亲住院治疗，掌权的却说他父亲罪行很严重，因此被拒绝。于是他到北京找人帮忙。但找了好几个他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都爱莫能助。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我，看我有什么门路。我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能有什么办法，表示为难；并抱怨说，你爸为什么支持“湘江风雷”？吴东征当时竟大哭起来，说：我爸早年也立过功，支持“湘江风雷”已无法改变了；如果不给他治疗，他就要死了。一个男子汉竟这样哭起来，我一时很感动。又听说他们做儿女的，对父亲特别孝顺。父亲被拉去批斗时，他们在父亲路过的地方隔一段距离守候一个人，端着茶水。父亲路过时，给父亲喝。连押送人员也暗受感动。于是我说：我带你去见胡耀邦，试试看。
见了耀邦叔叔，我说这是吴自立的三儿子。耀邦叔叔当然也知道吴自立，很耐心地听了吴东征的陈述，听完后说：你父亲为何支持“湘江风雷”？“湘江风雷”打死打伤不少人，可以说血债累累，名声太坏。像你父亲有这样历史的军人竟支持它，实在太不应该。也好像要表示为难。吴东征又大哭起来，哽哽咽咽地说，再怎么样，总得有点人道主义。耀邦叔叔为之动容。吴东征说，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是请允许住院看病、治伤，仅此而已，期间也可以照常监护。还掏出一封信来，那上面写着家属的请求事项。耀邦叔叔细细看过信，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吴自立打仗很勇敢，军功累累；是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把信改了改，给了吴东征，叫他去找叶剑英元帅，并讲了如何找，进哪个门，找哪个秘书。吴东征很快去找了叶帅，经叶帅过问、关照，吴自立才被允许送进医院治疗，保住了性命。后来吴自立当了飞行员的大儿子还专门去看望耀邦叔叔，向他表示感谢。胡耀邦逝世后，吴自立的小儿子坚持给胡耀邦守灵，守了好长时间。这是一家知恩感恩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再去耀邦叔叔家。他说：“小贝，你倒管起事来了。”问吴东征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就不是了，关系也一般。只是见他这样爱父亲，不忍心不管。耀邦叔叔听了，连说：“小贝，这好，这好，应该这样。”我明显感到，这件事后，他倒对我另眼相看了。我也从此更常去他家。
【“黑帮子弟窝”】
1964年，我所上的长沙一中是“四清”试点单位，原来的校长、书记全被撤职，派了一个军官来当校长兼书记。他一讲话就是脏话一大串，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当时特别强调学生的出身，而且要追到三代以上。一时间，出身不好的学生特别受打击，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而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学生又趾高气昂。我那时上高二，是学校团委的委员。我觉得这种成份论太偏激，也不符合党的讲成份、又不唯成份论的政策，于是想找一个出身不好、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却有光明前途的人来给大家做一次报告。有一个国民党的将军，解放前夕夫妇两人逃往台湾，却留下5个孩子在长沙。他们由政府养大，大孩子考上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毕业，分到一家军工厂工作，报到前回到长沙看望自己的弟弟妹妹。我觉得他是个好典型，他的经历对那些出身不好、精神不振的学生应该是个很好的鼓舞。我去找他时，他本人不在，他的弟弟妹妹听说我的来意，都说没问题，替自己的哥哥一口答应了。我回去也安排了时间，写出了通知。但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学校的办公室，对我说，他不能作这个报告，至于原因，他不能告诉我。我一再求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好收场，他还是坚决不答应。我也无可奈何。（后来我猜想，他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但此事却使那位校长开始怀疑我父亲有政治问题，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热心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奔忙了，我的“团委委员”职务被撤了，还被变相批判。我感到失落和窝火，忍不住冲进校长兼书记的办公室，质问为什么不准我参加出身好的学生参加的会议？这不是整人吗？他听了一会，突然问我，你母亲为什么同你父亲离婚？我半天没转过神来：“解放后离婚的多了，是别人从中插了一杠子。”他这才说，搞错了，搞错了，还以为你父亲有政治问题，你母亲才和他离婚。又问我父亲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当历史博物馆馆长，他说官还不小。后来许多会又让我参加了。而我考大学时，他对我的鉴定评语写得特别好，以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湖南招生的人说，我是他们在湖南招到的最好的学生。原来那位校长完全是按出身论人了。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叙述此事，是因为我后来曾对耀邦叔叔说起，并说这样的唯成份论对许多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打击和影响很大。在我们班，只有一个出身不好但高考成绩极为优异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我说我很为他们感到不平。一些人，父母一生当教师，但因为爷爷是地主或富农，也被当作地主或富农出身。怎么能按爷爷定他们的成份呢？耀邦叔叔听了，说：“你是对的，我一贯主张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你们学校那样太过分了。像你们都是红旗下出生的；即便不是红旗下出生的，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若表现不好，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如果表现好，大学的门也应该向他们敞开。”后来我回长沙，见到一些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同学，说起耀邦叔叔的这段话，他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中的不少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著名学者。
我想这样的看法，耀邦叔叔一定也给其他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讲过，可能更给那些所谓的“黑帮子女”讲过。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怀疑，也越来越厌倦，在他这里，却是不用顾忌的，可以暂时躲避“文革”的纷扰、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同他聊聊，倾听他长辈一样的亲切教诲，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至少我是这样的。也有年轻人是向他反映自己父母冤情的，请求帮助。他很耐心地听他们说。如果他们写有材料，他仔细地看，还帮助修改。一些孩子觉得自己父母的问题大，不敢求助，他还主动托人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找来，了解情况。耀邦叔叔总是安慰他们：慢慢来，先多去看望，送东西，争取待遇有所改善。这些孩子都很感动。我就多次看见耀邦叔叔帮他们修改申诉材料。傅连璋的冤案，因有毛主席表态，周恩来总理几次作出重要批示，借这个机会改变了一大批在冤狱中的干部的非人待遇。耀邦叔叔更借这个机会帮助一些蒙冤干部的子女申诉。
1974年，“批林批孔”，“中央文革”发话，说胡耀邦家里是“黑帮子弟窝”。去的人一下子少了，但我还去。胡德平惊讶地说：“‘中央文革’说我们家是‘黑帮子弟窝’，你怎么还敢来？”我说：“我父母都已经出来工作了，不是‘黑帮’，我当然也不是‘黑帮子弟’了。”胡德平连说：“真勇敢！真勇敢！”
“文革”中去耀邦叔叔家的，不仅有所谓“黑帮子女”，还有所谓“黑帮夫人”。耀邦叔叔搬到胡克实这边院子后，住房很挤。他的一间屋子全是书架，上面全是书。因而他常在院子里接待来访者。常常是他在一边同来访者谈话，我们年轻人在另一边聊天。他接待完后，把来访者送走了，再过来和我们说话。偶尔他的孩子告诉我们刚才接待的是谁。我记得的有
【“没有那么多叛徒”】
“文革”时，到处抓叛徒，最大的叛徒集团是所谓“61个大叛徒”。有次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耀邦叔叔说：我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件事我在延安时也了解一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党特别需要干部，急需把那些被国民党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河北局报党中央，张闻天亲自批准。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就代表党中央；而且又经过集体讨论。明明是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是叛徒！他特别强调：“没有那么多叛徒。若有那么多叛徒，共产党早就垮了。”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们党有多次路线斗争，曾经有过非常困难的时期，最后总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理战胜邪恶。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真相总会大白！”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关于荣高棠的问题。“文革”中荣高棠被打成叛徒，抓了起来。他夫人有心脏病，大儿子也是先天性心脏病。荣高棠被抓后，
我曾在耀邦叔叔家里多次见过伍绍祖。伍绍祖原在团中央的青年联合处工作。“文革”中他受到严厉的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耀邦叔叔自己还没有工作，却把伍绍祖介绍到王震身边工作。从此伍绍祖常在耀邦叔叔和王震之间传话。一次我听伍绍祖对耀邦叔叔说，很多老同志有这样的想法：胡耀邦是他们中最年轻的，希望他为党、为革命注意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意思是耀邦叔叔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太显眼了，会给他带来麻烦。耀邦叔叔当然知道他们的好心，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这既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他自认为的责任的驱使。
我在耀邦叔叔那里，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说哪个干部不好的话，唯一说过的是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但也不是说安政治上不好，只是说安待人接物上好像有什么不妥。安子文的女儿是耀邦叔叔儿子的女朋友，耀邦叔叔并没因此就反对他们相处。他说，安子文有毛病，但女儿是女儿。他说安子文的“坏话”，大约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吧。
后来耀邦叔叔从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上到下、从个人到集体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包括胡风冤案、反右派冤案、彭德怀及反右倾冤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中冤案、“61个叛徒”冤案等等。这实际在他靠边站时就在他的头脑里酝酿着了。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全党的意志，是全民的意志，邓小平更起着主导作用。但历史、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在这方面实事求是、排除干扰、伸张正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