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8日，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在锣鼓声中缓缓离开马田。我的行李中，除了被子，桶子，箱子，还有一把二胡，这把二胡陪伴我度过三年多的知青生活，它使那些艰苦的生活有了几分诗意，枯燥的日子有了几分浪漫，单调的岁月有了几分色彩,无聊的时光有了几分激情。
提起这把二胡，不得不说说制作这把二胡的人——我的五堂兄余光万。五堂兄是红星煤矿的职工，早年因家境贫寒没上过学，但却生得心灵手巧，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是矿上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是编织毛衣的高手，妇女同志竞相与之切磋手艺。我从小就爱好玩乐器，哪里有乐器的声音，就往哪里凑。五堂兄见我如此爱好乐器，就将他亲手制作的二胡送给了我，这是一把没有刷漆的二胡，裸露着木质的本色，我如获至宝，把它挂在当眼的地方，没事就取下来拉，那年我十岁。我从G调学起，无师自通学会了第一个曲子：《社会主义好》，五年级的时候，我与其他两名同学表演了一个器乐小合奏，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
下乡之后，劳动之余，我就在宿舍前的长廊上拉起我的二胡来，琴声飘飘悠悠，弥漫了夕照下的知青大院，给这片荒凉的世外桃源凭添了许多热闹。不久干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被吸收为队员。我们利用工余时间编排了一些小节目，重要节日时举行文艺晚会，我们用木板，在球场的一端搭起一个宽大的舞台，台前插几支长长的火把，火光熊熊，映照着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头顶满天星斗，我们琴声悠扬载歌载舞，欢度知青岁月里愉快的夜晚。
当禾苗茂盛生长的时候，有一种动物要来偷吃我们的禾苗，这种动物叫做山牛，为了不使庄稼受害，我们派出人守夜，我们叫看山牛，就是在山边上搭一个茅棚，派两个人在茅棚里呆上一夜。一天中队派我去看山牛，等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我带上木棒和二胡，与另一名知青钻进了那个茅棚，为消磨时间，我不停地拉着二胡，我想，那偷吃的山牛听到这二胡声，是不敢来的。到了下半夜，我拉累了，眼皮变得有些沉重，此刻，大山变得阴森可怖，仿佛一张长着獠牙的大口要吞噬我们，一些奇怪的声音也不时从大山里传来，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位知青也是属兔子的，我们越来越感到害怕，精神的防线彻底崩溃，这一夜，我们终于没有坚持下来。
为了迎接县里的知青大会演，我接受了一个创作节目的任务，我买来几张黄表纸，裁成32开大小，装订起来，开始了我的剧本创作。我写的是一个小歌剧叫《岔路口》，是一个知青题材的剧目，剧中反映女知青小华不安心锻炼，害怕艰苦，滋长了追求穿戴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经贫下中农的耐心教育得到转变。剧中的作曲也由我一人完成。会演的时候，我看到有的代表队都有很强大的乐队，他们用上了小号这样的洋玩意儿，再看看我们的破二胡笛子，大有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之感。在会演结束后的评奖会上，我的《岔路口》竟然出乎意外地获得了优秀奖，此剧的获奖，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演员，尤其是主演曾玲玲同志，她的完美表演已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当时虽然没有颁发奖状和证书，但铭刻在我记忆中的证书是永远丢失不了的。
我那把心爱的二胡，从五堂兄送我到知青生活结束，跟着我整整十二年，离开干校的时候，我把它送给了一位爱好乐器的知青。进厂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的二胡也在不断地提高档次，从八十年代几十元一把，到如今几千元一把，我的琴柜里整整齐齐地挂着一排二胡，有点像开琴行的，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抚摸着现在的高档二胡时，我总会想起五堂兄送我的那把二胡，它虽然陈旧没有光亮，但却永远闪亮在我的记忆里。
写于2007-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