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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订不订《长沙晚报》？
——父亲与女儿的话题之一
我是一名电视编导。父亲是做文字工作的，一年前退休，闲赋在家。电视和文字，是我们父女俩经常的话题。家里虽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但大多是随手买的，真正订阅的只有一份《长沙晚报》。父亲常常推荐晚报上的文章让我读，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跟父亲坐在一块看晚报的习惯。可是今年以来，父亲却总是躲开我，自己一人独自在阳台看报。每当我要过去看，他总说：“没什么可看的”。后来甚至干脆说：“看什么看，上网去！”
累积了一段时间没看晚报，我有一天趁父亲外出，走马观花地翻了一遍。父亲回来，发现晚报有翻动，问我。我说：“您放心，晚报上的广告我从来不看的。”父亲摇了摇头，说：“大版大版地登那些个东西，真不象话！”父亲没有直接说出来，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些性药广告。“人家报纸要创收嘛！”我说。父亲两眼一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连篇累牍地登那些破玩儿，还算是一张党报吗？”“这您得与时俱进了。不靠这些创收，人家晚报总编辑怎么会评上五一劳动奖章？”父亲再次摇了摇头，说：“明年不订晚报了。”
八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告诉父亲，广电总局已经下文了，规定各级电视台“凡属虚假违法、内容不良、格调低下的医疗、药品、性保健品广告和各类性暗示广告一律不得播出”。父亲说：“这个规定好！每当看到赵本山和范伟在电视上做性药广告，就觉得他们太丢人。钱，对他们俩来说，应该到了用不完的水平吧？何必呢！”我笑着点了点头。父亲又说：“就不知道出版总署什么时候也出台类似的规定。”我问：“这很重要吗？”父亲正色道：“那当然。这关系到我们家明年订不订《长沙晚报》。”
明年订不订《长沙晚报》？父亲还没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