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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父

　　在老家，我所在的家族是村子里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谈不上名门，但也算个望族，所谓的“望”，并非出了什么官宦贵人，而是在人丁上占了个先。
　　从我的玄祖父以下的几辈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有着近百间老屋的大院子里。据说，大约是晚清时，家族人丁照样算是兴旺，但还不象今天一样男耕女作，夫唱妇随，而是会集了清一色的穷单身汉。远近的姑娘，哪怕是缺胳膊少腿的也没人愿意走进这个像是被扣了魔咒的院子。
　　后来他们请了个地理先生，把祸根归结在了院子大门的朝座方向，于是就把大门移动朝向了另外一个山头。说来也怪，自此之后，那批单身汉陆续地找到了媳妇，喜结连理，人丁也更加兴旺。每一声迎亲的唢呐，每一声婴儿的啼哭，都像玻璃落地一样击碎这里的宁静。
　　三几年的时候，在我家的对面的那道山梁上，红军和白军发生过几次激烈的战斗。过了半个多世纪，人们还经常从那儿挖出锈迹斑斑的老式步枪的子弹壳，当然也有在战争中殉难者的白骨。
　　白军这一时期在村子里招募了许多壮丁，说是招募，是因为白军并没有像电影电视里演绎的那样，不由分说强行捉人，而是按家庭人口来调配壮丁的比例，并给予一定的钱物补偿。
    那时曾祖父家里已经穷得无米下锅，家中一大堆的子女眼看只有饿死的份了。最后，排行老大的祖父责无旁贷地穿上了白军的军服，为家里换回了两担救命的糙米。
　　祖父这一去就是十五年，直到解放的那一年才回来。他不识字，也从未给家中捎过半个音信，家里人早当他死在了战场上，当然也曾美好地猜测他逃到了台湾。如果是逃到了台湾，或许，祖父也可以成为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一样，成为他的家人们的福音。
    后来，祖父还是回到了家，只是如同离家时一样，两手空空。他已经年近40，五个弟弟都已成家立业。好不容易地，祖父在42岁那年娶妻成了家。
　　到祖父晚年的时候，每当他看着满院子走的侄儿、侄孙、侄曾孙，或者同我的叔祖父们发生口角时，他就会说：“要不是当年我换回的那两担糙米，哪来这一拨一拨的人？”叔祖父们便只有无言以对的份。
　　有句俗话说，公婆爱头孙，爹娘疼满崽。我是祖父的长孙，因而得到的疼爱也比弟弟们多些。
    从小，我的个子很单瘦，祖父老担心我长不高，然后娶不上媳妇。邻居中有个一米五的矮个子，在祖父“要是你能长得跟X X 高就够啦”的念叨中，他成为了我在身高上一直梦想超越的目标，确切地说，应该是极限。当有一天，我的身高突破一米六时，我觉得我完成的是我一生中最难做的一项工作，它给予我的快乐和信心自然是无与伦比的。
　　到了晚年，祖父的眼睛不好使，也常常把我叫到跟前，摸摸我的头，看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是否长高了一丁点。
　　我的名字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祖父给我起名时，因为我在李氏家族中排行“香”辈，且又是他这一房的长孙，所以他非得在名字之间安个标志性的“香”字。
　　从上学起，这个较为女性化的名字就一直成为同学调侃和取笑的把柄。在他们罗列的人物中，比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高中时学的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三四十年代的红歌星李香兰，以及被虚构的她的女儿、周星驰搞笑片《国产零零漆》中袁咏仪演的那个女杀手李香琴，无一例外都是女的。
　　所以，别人那我名字开玩笑时，我就自然想起它的肇始者祖父，开始是埋怨，后来是无边的怀念。

父 亲

　　父亲是1954年生的，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赶上了“文革”，那年他刚好高小毕业。当时家里特别穷，全家近十口人就三间房子。他有五个兄妹，姐姐很早就出嫁了，兄弟中他为长。为了家庭的生存，爷爷的历史在他身上重演了。
　　读完高小，成绩也算优秀的他不得不跟读书生涯说永别了。他成为兄弟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在此后的许多招工招干中，父亲仅仅因为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遇溜走。
　　辍学后的下半年，父亲就到了一个矿厂做临时工，开始了他一辈子为活计所做的挣扎。做工的当中，有一个男的，没有胡须和喉结，声音细声细气的，别人叫他“阴阳生”，拿现代医学术语来说可能大概就是“两性人”吧。年幼的的父亲不知道什么叫阴阳生，也跟着叫了一声，那人刚好无处泄愤，就扇了父亲几记耳光。
　　那几记耳光，给予了父亲年幼的心灵很大的刺激，加上矿厂经常出事，家里不放心，没过多久，父亲就随同他的几个伙伴去了海南省。那时的海南，没有现在的繁华，还是一个蛮荒之地，但那里的制种业在全国很出名。
　　邻居们都说我长得很象爸爸，一些脾气和习性也象。据说小时候，别人都用父亲的名字来称呼我，只是前面加个“小”字，说我俩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的，只不过一个新些，一个旧些而已。
　　父亲从20岁起就做了农村基层干部。这个职分是有名而无权也无钱的，父亲却一干就是30年。父亲上学的日子不长，但他学的东西却不少，他的途径都是无师自通地摸索，他在数据统计，财会管理，图纸测量等方面比起一些专业人士来也并不逊色多少。
　　父亲是78年的党员，按资历说来也不浅了。这次回家过年，意外地发现，大厅墙壁上那几张颜色发黄的奖状旁边，多了张更为气派些的镶框奖状，一看，是司法部颁发的“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或许，这对于把大半辈子献给了农村基层的父亲来说，是莫大的肯定和安慰。
    1998年的时候，无知的我怀着类似于古代书生京城赶考式的梦想，我报考了北京师大，还自信满满地在志愿栏的一般本科以及专科栏中留了大片空白。可是当年飙升的录取线把我推到了落榜的深渊。
　　父亲几天时间里似乎老了许多。他和我一样，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他不希望儿子守着那块黄土地，他也知道，读了几年书的骨架单薄的儿子，根本掂不起沉重的犁耙锹镐锄锨铲。
    从来就拉不下面子走旁门左道的父亲，也动用了所有他能动用的微不足道的关系。其实与其是跑关系，不如说是他在心理上求得某些解脱以及用另一种方式寄托对我无声的安慰而已。
　　但最终是，在我坐在复读班教室听了一个多月课后，岳麓山下这所师范大学一纸法外开恩的补录通知书把我召进了大学门槛。由此，父亲积蓄了一辈子的期待和曾经灿烂的梦想得以在我身上继续延伸……
　　父亲是话不多的人，在外人面前几乎不说话。现在我想，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所谓的“沉默是金”吧，说得再高深点，就是一种在寂寞中坚忍、在艰苦中突围的性格吧。
　　在我的记忆里，我和父亲没有一次面对面的深谈，包括在我高考即将落榜，大学毕业找工作　时。但我和母亲的关系很亲密，心里所有的话都对她讲。父亲关心我，很多细节只能从母亲嘴里得到。
　　但我真切地了解，父爱无言，亦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