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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人都有病，而最严重的莫过于“狂犬病”。狂好像是贴在那些作家、诗人脑门上的标签。自费印了几部“砖著”，便摇身一边成了文人，渐渐的看人也白多黑少。而若要排个座次的话，病入膏肓的大概便数王朔、余杰、伊沙了。在习惯上，我称他们为“文坛三狂犬”。

    称其为犬，其实也无多大的贬损之意。事实上，狂犬就是俗语里的疯狗，没叫他们疯狗就算很客气的了。契诃夫就把作家比作狗，说“大狗、小狗都可以叫”；李国文也说过，一条有文化的狗总比无文化的人更具有威慑力。

    聂鲁达在《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说：“你要想出名，你就得准备好挨骂。”挨骂意味着在公众中某种程度的被关注与受重视。而要挨骂，首先要学会骂人，让人看不惯站出来回骂，正像王朔的“我骂故我在”——这是当代文人常用的写作策略和出名策略。问题在于许多被骂者沉不住气，老羞成怒而中了圈套。倒是西川在《思考比谩骂更重要》一文中一针见血，他是这样评价伊沙之流的：“我真不愿意点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这是帮他们出名，如果他们不对我心存感激，我会在将来把我这篇小文章收入我某本小集子时删掉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少一个出名的机会。”

    狂犬咬人，狂人骂人，这是必然的结果。如同狂犬咬的对象多是手无寸铁的残弱之辈一样，狂人的对象也多是那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或早以化骨成灰的文化名人。在前者眼里，文学批评不是批评而是批斗，是骂街。王朔拿金庸开刀，他说他买了一套七册（经金庸证实，大陆、港、台出版的所有《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而没有七册的版本）的《天龙八部》，“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如同当年雨果看司汤达的《红与黑》，“不能勉强看到4页”。不过雨果很知趣，看不下去就缄口不语；王朔则不然，看不下去又大谈其语言、结构与思想。

    伊沙则打肿脸来充胖子，俨然文化的保护神，口口声声“余秋雨，甭跟我玩文化”，谴责余秋雨践踏文化的“罪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余杰更绝，不久前还在文章中对他的本家余秋雨赞不绝口，可马上又锋芒一转,声讨余秋雨这个“文化流氓”、“文革妖孽”。背地里耐着性子看余秋雨，表面上又要口诛笔伐，处理这种矛盾的能耐实非常人能及。正好比一条狗，它一边要津津有味地吃一堆屎，一边又要煞有介事地捂着鼻子骂屎臭。

    王朔认为鲁迅没写过一部长篇而无以成大家，须不知人家一篇《阿Q正传》便让《过把瘾就死》之类作品只配做人们便后的擦屁股纸。鲁迅作品是正餐，而王朔炮制的那数百万字不过是市侩草民的一顿夜宵。批金庸时，王朔一句“无知者无畏”，仿佛便可掩盖他的耍泼与无赖。不过，金庸老辣，只当王朔是个“没奶就哭的毛孩子”。

    余杰近几年风光占尽，劲头颇足，与孔庆东、摩罗、钱理群几个人在那里肉麻地你吹我捧，你封我为“大陆的马克·吐温”，我称你为“大陆李敖”、“当代鲁迅”。读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再去读余杰，便会少了许多原有的心血来潮，余杰仅仅是做了他们的传话筒而已。而《火与冰》中，诸如“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类的低级错误俯拾即是。他不遗余力地批余秋雨，目的很明了，便是想掀起“二余之争”重现当年“二王之争”的盛况，余秋雨在文革中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被余杰当作“杀手锏”，同时，也将后者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的嘴脸暴露无遗。于余秋雨而言，他所钦佩的也仅仅是余杰的“童言无忌”，除此之外，所有的辩驳都是无谓的乃至愚蠢的。

    如果说王朔是北京胡同里土生土长、油里油气的“古惑仔”，余杰是削尖了脑袋见缝就钻的“投机商”，那么伊沙则是满嘴喷粪、党同伐异的“流氓无赖”，他的夜郎自大与鄙俗卑琐已到了无耻之尤的地步。伊沙自称是“90年代的头号诗人”，而我读过他的最好的诗，只有那首《结结巴巴》。他自诩已成为“文坛掌故”的《饿死诗人》不过是诗坛的一次喧哗与哄闹。用诗评家杨远洪的话来说，伊沙是“80年代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与‘他们’诗派，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近亲繁殖的畸形怪胎”，是“以感官、享乐、肉身化为中心的平面、零散、解构的90年代世俗文化的一个独特性活标本”。他将鄙俗粗陋、同流合污之时髦发挥到了极至，而“切断了第三代诗歌对平庸腐朽的公众趣味反叛和革命的脉息”。在《亵渎偶像》一书中，伊沙却咄咄逼人，大有秋后算帐之势，哪本诗集没选伊沙就是不足与缺陷，选了的则有水准，活脱脱唐代的那个痞子官吏武三思：“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人就是坏人。”

    只不过，据我看来，王朔与余杰、伊沙的狂还是不尽相同的。王朔长得方头方脑，肤色很白，乍一看象个刚出笼的馒头，但这个馒头又土生土长于北京胡同，沾染了几分北京人特有的油气，言谈举止到骨子里都溢出油味。因而他说话也直率得多，比如他说自己年轻时看小说爱挑那些色情的段节看，甚至承认自己有“窥阴癖”。而余杰则不同了，他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本质上是老实本分的，就像他在报上的照片一样憨厚、木讷，据他的朋友反映说，他平日的确是一个很谦恭的人，比方他就曾谦逊地说过：“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别人的好。” 因而他的狂是佯狂，来得也不如王朔的自然。而伊沙又有不同，他是典型的后期狂犬病患者，已经歇斯底里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文人狂原本不一定是坏事，有时还是对话语专制与世俗势力的抵制与蔑视，但要狂得有性格。有本事就像萨特，狂得连诺贝尔奖都不要，像罗素，狂得九十岁了还去坐牢，或者像尼采，狂得敢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而别像那些狗苟蝇营的文人，厚者脸皮说：“我是一条狗，名利叫我咬谁我就咬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