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洞庭湖的麻雀
魏队长不久把我俩安排回到了生产队队屋的厢房。队屋是用湖泥砖砌的有厚厚稻草顶的大小七八间房的大茅屋,也是队里最豪华的办公楼,兼会议大厅和粮食、农具仓库,还有牛栏猪栏。队干部说,长沙知青来的时候,几个队过抢。他们料定长沙知青呆不了多久,队上吃穿住不成大问题,知青的安置费和竹木指标,是他们修砌队屋最紧缺的,可惜他们一时把我们留在了在秋风中摇曳的小茅屋。
毕竟,知青不是客人,是社员。湖区的防汛抗旱,冬修河堤,是对“街上人”,体力和毅力的考验和磨练,有时甚至有蛇蜕的垂死和重生感。我创造了一趟挑200斤水泥艰难上堤防汛的个人最高纪录,农民一般一天吃两餐,我还创造了连续三天一餐吃一斤米的饭的个人最高纪录,至今还留下了吃饭特快的饿相。有次,花南窖湖堤发现险情,任何劳力——我们也是生产队派出到防汛指挥部干活的劳力,每个人都是战士,干部自己挑着大担,一边叫着,催着,骂着,下坡稍慢,我的屁股还被踢了一脚,不是干部,而是同队的好伙伴干的。堤内垸里有农民几乎所有的幸福、梦想和希望。大堤一破,将是势不可挡的千千万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蛇蜕过后,我几乎被同化为地道的南边人了。跟他们一起撑船、背纤,到粮站送公粮。有次还送到县城里,累极了,和老乡一起,挟着扁担,大斗笠遮着脸,流浪汉一样,睡在街边屋荫下。偶尔,还有人像嫌弃叫花子似的喝斥。这是我一辈子最不愿提及的往事,我还是写了,留给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
远近的长沙知青一批一批走了不少,有时来一个家长,带几个招工指标,就带走几个知青捎上几个当地农村青年(我并不反感后者现在也不反感前者)。我几次被生产队推荐招工都未果。最后一次,做完了所有的告别仪式,第二天准备走,被告知有人告状,我这一次招工又告吹了。
章胡子轻轻陪伴在我的身旁,默默安慰、倾听我的委曲。他家庭出身工人,这次他把自己的招工名额让给了我,两头失塌,也没有走成。我愤怒地向上级写信鸣不平。天还没有亮,走了十几里烂泥路赶到公社所在地大乘寺。
没有看到普度众生的大乘古寺,只看到高高的屋台上围起一幢“口”字形公社办公大院。知青办的一个当头的,胡乱看了一下信,一搓,扔到地上。看我要发作,轻蔑一哼:“要翻天吗?”又拍桌子:“老子,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的。”这时,章胡子怕我闯祸,已经随后赶来。章胡子一把拉住我,说:“算了,算了,搞他们不赢”。我只得一顿骂骂咧咧 ,愤愤而归。
后来,这只戴着退色军帽的“麻雀”不知犯了什么忌讳,撞了哪路神仙,被单位下放了,老老实实掉到了洞庭湖里,经风雨,见世面了。
不久,修大乘寺港堤的时候,章胡子被招到一家军工厂当了工人。他兢兢业业、克己待人,至今仍然是我亲兄弟一样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