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永恒 作者:俞自由
我在书房整理过去的照片,又翻到了当年国屏给我的信和长诗。
国屏在隔壁房间里工作,窗外可见郁郁葱葱的绿色,那是我们当初选择上海西区这幢朴实而宽敞的小楼的初衷。新装修不久的家是舒适温馨的,面对摊开在面前的我和国屏的既往,我的心沉浸在无边的温暖和幸福中。我相信,这样的幸运将伴随我永远。
聊天聊出来的爱情
国屏与我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谈各自工作中的喜悦、痛苦,谈读书的体会,谈时事政治,谈艺术,谈人生。这一切开始于30年前生产队知青组伙房煤油灯下。1969年1月,大雪飞舞的冬天, 我们在安徽省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生产队安下家来,赵国屏和我在一个插队小组。我们小组一共有8个人,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学。
按照习惯,晚饭后,插队组的同学和社员都聚在一起闲谈。队长每天都来,谈的话题很广。谁累了,想睡觉了,谁就先退出。逐渐地,每天深夜就只剩下我和赵国屏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各种话题。从唐诗到歌德的诗,从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从《地心游记》到现代科学前景,还有《基度山恩仇记》、《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有一次蒙城新华书店进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一口气读完,竟然大谈了3天。
国屏比我大2岁,但我们都是67届高中生,都拥有较广博的知识面和爱思考的习惯,这是我们长谈不衰的原动力。煤油灯下,我们只是谈历史、谈文学、谈科学、谈生产发展前景,但舆论已经传开,说我与赵国屏在谈恋爱。确实爱情已在心底萌芽滋生。同学帮我们捅破了这层纸。
共度风雨
我们两家家境悬殊:我父亲是工厂的小职员,母亲几乎没有正式工作,家境贫寒;而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先生是国民党溃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50年代就任上海市副市长,两老在各自48岁、43岁时才有了这个小儿子,疼爱倍加。我的父母听说我们的事后表示反对,母亲甚至哭了起来,说门不当户不对怎么行啊。国屏家比较民主。那年他第二次生肝炎后身体很差,知青办和慰问团等都认为他不合适再在农村呆下去,想送他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这在当时几乎是所有知青梦寐以求的,但他拒绝了。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国屏宣布了我们的关系,他说俞自由在蒙城,他就会一直守在那儿。他们家很尊重他的选择。
当我与赵国屏默认相互的特殊关系时,我已是县委副书记而他还未入党,于是引来了很多麻烦。有人写人民来信到省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反映我阶级立场不稳。后来,甚至在县委大门口贴出大字报,说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怎能找国民党伪官吏的儿子做对象。但无论是“真诚的说教”还是“恶意的攻击”对我来说都毫无作用,我当时最喜爱的格言是“让别人去说,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