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晚上看湖南卫视节目《快乐回家》，江永“知青”回第二故乡看看的故事让我想起知青这个话题。“知青”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已经是个比较陌生的字眼，对于我辈五十来岁的人来说，却是一段不一定漫长但一定刻骨铭心的经历。“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知青分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下乡知青指家在城镇机关单位厂矿下到农村去的初、高中毕业生。回乡知青指家在农村回到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知青又分两种，一种是分散到农村去的叫插队知青，另一种集中安排到农场、林场等场所，湖南卫视《快乐回家》播放的江永知青农艺队大概属于后一种情况。回乡知青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在生活上比较适宜，情感上的落差较小。但回乡知青的前途更加渺茫，绝大多数象祖辈那样成了农民。少数当兵、招工、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也享受着与下乡知青不一样的待遇，下乡知青下乡期间算工龄，回乡知青在回乡务农的经历不算工龄。
插队知青比下到农场、林场的知青的境况要糟糕些，他们的生活更没保障，又与不曾熟悉的农民杂居，生产劳动之外还要种菜做饭，艰苦而又寂寞。当年一个叫李惠霖的人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反映插队知青的艰难处境，令毛主席难过流泪。毛主席亲笔给李惠霖回了信，此后下乡知青的境况有所改善，一些利用职权迫害、奸污的干部受到惩处。
对于当时的下乡知青来说，日思夜想的恐怕就是早日招工回城吧？然而不幸的是，较早回城的下乡知青大多在城镇的集体企业就业，当时拿着微薄的工资，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集体企业在经历承包后或破产或蜕变为某些人的私有财产，相当部分曾经的下乡知青又变成了下岗工人。倒是一些回城后就业无门的下乡知青不得不自谋生路，从卖大碗茶等小生意做起，成了中国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的家可以说就是知青之家。我于一九七二年元月高中毕业回乡，当时中国大陆的任何大学没有任何形式的招生，高中毕业就等于失学回家，大家都有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迷茫的感觉。我老家是比较偏僻的山村，全生产队二百来亩稻田分散布在远近三、四里的山沟里，男女劳动力才十八个，还要被县里或公社抽调部分劳动力长期参加修水库、水渠、公路等工程，留在队里的劳动力起早贪黑拚死拚活也只能粗放耕种，插秧插到端阳，收割收到重阳，总产量还不到三万公斤。我家庭成份中农，碰上一个极左的大队支部书记，回乡期间连个生产队干部都当不上，更不用说当民办老师之类的美差了。还好，我从小就能吃苦耐劳，也顾不上前途不前途，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说，于是成天忙了集体的活再忙私家活，连赶集的兴趣也没有。晚上如果还有点精力的话，就点起煤油灯看点书。也没别的书可看，除了几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课本，还有就是几本自购的马恩列斯毛的哲学著作。当时也没考虑读这些书有没有用，只是生来对读书还有些兴趣，也希望能通过阅读马恩列斯毛的哲学著作解除些心中的疑惑。自然疑惑没能解除，但文化水平无疑比当时完全不看书的人稍高些。
在务农两年半后，一九七四年秋，我意外地被推荐读中师，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对此我并不感到幸运，相反地有点耿耿于怀，某些小学、初中毕业生还被推荐上了大学，我高中毕业读个中专还有走后门的嫌疑。于是，在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年，我报考了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数学系，为的就是摘掉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之所以报考数学专业，理由也很简单，数学中的对错是有客观标准的，我有充足的理由说服别人是对还是错，而其他科目尤其是文史之类的科目，实在是对错无据。
我的妻子是个下乡知青，岳父是煤矿工人，岳母是家属。妻勉强初中毕业便下放到集体林场。妻兄弟姐妹多，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从小象红灯记中的铁梅一般买菜做饭拾煤渣，在农场还能吃得苦，比我迟一年推荐到我读师范的学校，又凑巧在毕业后分配到我教书的小学。在那所小学我们相识，在我报考大学之后恋爱，在我大学毕业前经双方领导部门批准结婚。大学毕业后，归乡心切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我便回本县老老实实地当一辈子数学老师。
妻兄妹六人从老二到老四有三人当过下乡知青，兄妹六人都先后找到了当时还比较满意的工作，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美满幸福的家庭。我一个哥哥三个妹妹，两个初中毕业，两个高中毕业，在当时当地的农村是极为少见的，这全靠我重视教育父爱重于山的父亲。但因为是回乡知青，又没有我读书的天资，没有考大学的条件，我哥哥和妹妹都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他们的子女也大多继续当农民。补充说明：狭义的“知青”不包括回乡知青。我和我的兄妹们只能算广义的知青。农民，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人们，其子女不仅享受不到同等的教育，而且在接受了同等的教育之后找到工作的机会也小得多。我不愿意再当农民，但在我心里永远装着农民、同情农民、尊重农民，只是无能为力罢了。如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犹如下地狱，那么农民及其子女就是一直生活在地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