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中学,在文革后被称为“重点中学”。填志愿的时候,全然没有概念,三个志愿都是填的所谓重点。老师没说我莽撞,父母更没来指点过什么。
好在考上了。到初二时我还做了一个得到录取通知的梦,梦里的父母比真实的父母好像要高兴得多。或许,那深藏在潜意识里的紧张,这时候才释放出来。
这里高手云集,我在小学的成绩优势一点也没有了。开始心里还有些空空的感觉,很快就丢到脑后去,发疯一样踢上了足球。
学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各有一个足球场,而我们小学,六十米跑的测验还得在短短的跑道上跑一个来回才够数。真是天上地下啊。
小学倒也有足球队,全是些牛高马大的孩子。我小学毕业才一米三五,轮得上吗?只能低人一等地躲到一边,心里痒痒地看人家训练、比赛。足球连摸都没摸过。
一次星期六大扫除刚完,就有同学喊,打球去!我兴奋得把手里的扫帚朝空中一扔,还没来得及转身跑出教室,只听见“哗”的一声,日光灯管被飞舞的扫帚砸得粉碎!
我顿时呆在原地动弹不得。同学们也吓得不轻,几个女生不声不响地扫净满教室的碎玻璃。
总务处的老师把我叫去,说要赔钱(那时好像没有罚款一说),我点头。回家死也不敢向父母开口。倒是没见班主任趁机来批评我一顿。
直到放假,赔款单和成绩单一同寄到家里,事情才瞒不住了。父亲这回上纲上线,说是因为我不爱劳动所致。我有点委屈,也不敢抗辩。在家,我确实有懒的臭名,一拿起书,就雷打不动了。在学校搞劳动,我其实还是蛮积极的,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或许,人都有两副面孔?
我这一辈子都记得这个数:四块一角八,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支四十瓦日光灯管的价钱。对我们家,这真不是一笔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