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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中学，在文革后被称为“重点中学”。填志愿的时候，全然没有概念，三个志愿都是填的所谓重点。老师没说我莽撞，父母更没来指点过什么。
好在考上了。到初二时我还做了一个得到录取通知的梦，梦里的父母比真实的父母好像要高兴得多。或许，那深藏在潜意识里的紧张，这时候才释放出来。
这里高手云集，我在小学的成绩优势一点也没有了。开始心里还有些空空的感觉，很快就丢到脑后去，发疯一样踢上了足球。
学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各有一个足球场，而我们小学，六十米跑的测验还得在短短的跑道上跑一个来回才够数。真是天上地下啊。
小学倒也有足球队，全是些牛高马大的孩子。我小学毕业才一米三五，轮得上吗？只能低人一等地躲到一边，心里痒痒地看人家训练、比赛。足球连摸都没摸过。
一次星期六大扫除刚完，就有同学喊，打球去！我兴奋得把手里的扫帚朝空中一扔，还没来得及转身跑出教室，只听见“哗”的一声，日光灯管被飞舞的扫帚砸得粉碎！
我顿时呆在原地动弹不得。同学们也吓得不轻，几个女生不声不响地扫净满教室的碎玻璃。
总务处的老师把我叫去，说要赔钱（那时好像没有罚款一说），我点头。回家死也不敢向父母开口。倒是没见班主任趁机来批评我一顿。
直到放假，赔款单和成绩单一同寄到家里，事情才瞒不住了。父亲这回上纲上线，说是因为我不爱劳动所致。我有点委屈，也不敢抗辩。在家，我确实有懒的臭名，一拿起书，就雷打不动了。在学校搞劳动，我其实还是蛮积极的，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或许，人都有两副面孔？
我这一辈子都记得这个数：四块一角八，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支四十瓦日光灯管的价钱。对我们家，这真不是一笔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