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车 ----文革轶事
1967年7月28日下午，我连续接到家里两份加急电报："母亲病危速归"。当时我正在工地上，把电报给大字不识一个的工区长"阅"后得到他同意，立刻到场部办好请假手续就跑到一中找父亲。这时候父亲学校名义上已经放假，但好多学生还留在学校"抓革命"。父亲这时的政治身份正好处于文革初期被打"黑鬼"后，因上京告状得到了平反的短暂"公民"期。他看过我手里的电报后，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只说他这个假期没打算回去，想多备点课怕下学期开学要用。我心里对父亲不满，母亲都病成那样了，他还不想回去，有些让人不可思念。
当时，政治条件不好的我真正只低头"促生产" ，外面有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只听说长沙正在搞武斗，又怕场里的造反派起疑心给莫须有的罪名不敢打听。因为回家要经过长沙，我当然怕一个人在路上不安全，就恳求他跟我回去，并答应如果母亲的病稳定了 我马上同他一起回来!终于说服了父亲，我说我回场顺路就把车票买了，明天清早在车站会。
但我到车站却没有买到票！因为每天一班早上六点半从石门到常德的客车票已经售完，我想预售后天的，谁知道售票员说后天只怕没票卖了，明天的车能平安开出去就不错。我也没再局追问原因，又匆匆忙忙赶回学校把这个严重的情况告诉父亲，并与他约好明天早上五点动身，一起步行20多里到前方临醴县合口镇去拦买中途票。
第二天是1967年7月29日，我和父亲五点出发，走到合口寻了家刚开门的店子，匆匆了些东西到肚子里就老老实实坐等石门过来的客车，候车室里就我们父女二人。等爬上车一看，车上人坐得满满的!后排的座位上还坐着两个半成年的戴手铐的旅客，一车人都像蚊子掐了脑壳----一声不响地坐着!感觉到了很沉重的气氛，我让父亲放下行李包坐在上面，自己站着也融进了这群沉默的旅人中。
车到常德北站，已近中午时分，我们下了车，立刻过河到南站去买到长沙的汽车票。站上只有一个售票窗开着，窗前买票的队伍排得特别长，人们互相之间都保持着一种无形的距离。我让父亲站在后面排队，自己却走到前面找到一个背着一个褪色旧书包的三十来岁的男子，告诉他我的母亲病重(那一刻我手里还拿着两份加急电报)，我得赶回去，请他帮我代买两张长沙票，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我足足有几分钟，竟然一句话也没问我。他用自己的钱帮我买好了票，在我们俩进行钱票交接时，他也没说什么，后来在车上我很想向他说声谢谢，他却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坐得离我远远的----我们坐的不是正式的客车，而是一辆有蓬的货车，蓬下面放了四条特别长特别窄的条凳，旅客们于是两两相对，面对面排排坐着，虽然大眼瞪小眼，却没有谁和谁主动拉家常打发时间的情景。我看着对面坐着的还不到五十岁的清瘦的父亲，眼睛深陷，目光呆滞，时时处在一种半睡眠状态，突然心生怜悯，不再计较他对母亲病危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这个性格内向又很倔强的男人，解放以来就一直被政治运动着。1954年肃反运动结束后，从常德市二中下调到石门县一中，1957年在石门县一中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1966年又碰上了"史无前例"!文革初期他是学校最早一批被踢进"黑鬼"里的"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让他自己的学生折磨得一夜白了头。他竟然还是不肯像别的"黑鬼"一样，老老实实呆在学校里接受"监督"，硬是自己花钱上北京走访，从北京带回来一纸平反批文。如今母亲病了他也不顾，还要利用假期在学校为下学期备课，再去教那些用鞭子抽过他、用脚踏过他的学生，我为他的执着难过!当年我还没当老师，不能体会他的这种心情。
正当我在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汽车前面出现几条汉子摇动着手里的旗子----根本不知道也不记得是写了什么内容的旗帜了----司机马上老老实实把车停靠在路的右边，从车后爬上来两个男人，大声喊着要检查我们的行李，后面跟着爬上来的是两个端枪(是否荷枪实弹我不得而知)的年轻人，如临大敌似的把枪口对着我们所有的旅客! 只见检查的人扫视了我们这一车人后，找了两个男人翻了他们的行李，其中就有帮我打票的那一位，在他的包里只扯出两身衣服一本书，那翻他包的人把书前后看了又抖了几遍才很不情愿地丢给他。当四个男人终于爬下车后，车厢里的气氛才稍微松驰了一点，这时候我倒看到他朝我迅速做了一个笑的肌肉动作，很坦然的样子。我听到了许多人从口腔里发出来受了压抑后的很沉闷的"嘘"气声，谁也没有一句牢骚话。我们都以为汽车能继续前进了，谁知道那几个人下车后，警告司机让旅客就在这里下车走路进城，要他把他的车开回去，因为城里已经戒严，汽车不准进城!当司机向我们传达这个信息时，大家才知道我们根本就没到长沙，车还在距宁乡城十多里的郊外。没有人抗议，没有人再打听什么，大家很自觉地下了车，提上自己的行李茫然地站在路旁，看着货车回头开走了!
父亲说："我们走路去韶山回去吧!"这是他与我同行以来，他第一次说了与回家有关的话。抗战后期因日本鬼子进行垂死挣扎，在我的家乡县城上空进行过多次狂轰滥炸，父亲当时教书的学校曾因此搬到过韶山附近的黄场中学，所以父亲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我也就放心跟着他走。好在也没什么行李，我和父亲沿着进宁乡城的马路走着，身后还有几个同车人也与我们一起行进，走了大约不到半小时，前面有人过来告诉我们说宁乡城不准进人了!我望望父亲，只见他看了看太阳，就走下马路向右边小路上走去，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当眼前再次出现马路时，我想这应该是通向韶山的公路了。我们走的乡间小路是三角形的一条底边，另外两条边是以宁乡为顶点分别向常德和韶山发出的。在马路上又不知走了多远，记得父亲再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天开始暗下来了，正好路边有一楝农舍，好像也是为路人准备的旅店，里面有几个先到的人正在吃饭。我们的晚餐上来了，是一大碗酸菜汤，和一盘柴火爆辣椒(如今的餐馆里给了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虎皮椒”)，饭在大锅里自己盛，地道的农家菜加上饥肠辘辘，也不知道我那天到底吃了几碗饭! 吃完饭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也没处洗澡，女主人把我带到一间昏暗的大房子里，指着一张老式旧红床让我睡觉。父亲则被一个小孩带进院子对面的一扇矮小的门里面去了。
这一晚，虽然很疲劳我却根本无法入睡，一是白天货车上的情景一直萦绕着我，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我摸黑爬上床时，发现这张床上已经有一个人先于我躺在那里，我上床时她轻轻地翻身把自己的身子挪向里边，此后，一个晚上整个身体再没有一点儿动静能证明她的存在，但是我却明明感觉到她也是通宵没睡，她好像是怕我找她说话才故意装睡一样。我本来就有择床的毛病，何况还有个陌生人睡在我的旁边？我辗转反侧一直磨到鸡叫头遍，立刻爬起来，冲到外面找到水塘洗漱完毕就去敲父亲的门。父亲睡得正香，被我叫醒极不情愿地开门出来埋怨我说离韶山不远了起这么早没必要。好不容易等到父亲弄好了自己的事情，天已经大亮了。在等待父亲的时候，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回到我的屋子里，想看看这个与我同床一晚却未能谋面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却不料早已人去床空了。因为我们都是先天晚上交好了铺位钱才能睡的，所以第二天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客人是不要向主人打招呼就可以离开。
通韶山的路很好走，加上一早上凉快，我们大约在十点前就到达了韶山车站。接受在前两处买票不顺的教训 我没和父亲商量，就直奔车站售票室，事情真是再巧不过了，我买到的竟然又是最后一班车！开车时间是下午一点半。因为我担心回来时长沙不能走，就向售票员打听往宁乡和常德方向的车每天是什么时候开，那个售票员停下手中正在数的钞票，不解地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昨天从常德到宁乡后，走路过来的。她说："你从常德来没碰上常德城里大武斗？"我回答说没有，因为我的确没看到。但回家后我才发现我确实到过常德武斗现场：7月29号吃过晚饭后我想早点休息，父亲却说要去看一个朋友，我不想一个人留下来只好跟着他走。不一会看到了前面一楝坍塌了的红砖楼房，上面有几个半大男孩在弯腰翻找什么，周围有些大人三五成群在议论在观望，我的父亲却顺着断砖残垣爬上二楼，站在断墙后面朝四周张望。不一会只见他弯腰在鞋尖附近捡了个东西，吹吹灰就放进了裤子口袋里。下来后他突然决定不去朋友家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旅馆。当时我也没想到那楝红砖房子是被武斗轰塌的，我也不可能想象武斗会闹到如此地步，也不知道父亲弯腰拾到了什么，一直到在家里帮父亲洗衣服时才发现他的裤口袋里有一个子弹壳！父亲在常德工作多年，一定知道这楝房子原来的用途。难怪他站在断墙后面朝四周张望，他是在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可是，回来后父亲再没向我提起过这件事。
我们在韶山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逗留，景点上游客稀少，比1967年3月我为场里来购买毛主席像章时冷清了许多。父亲说去看看上屋场。于是我们到了毛泽东故居，从故居出来，在荷场边，他又提出要照张像。记得他去北京一星期，惟一的一张照片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严肃地握着红宝书的全身照。我没反对他的提议，于是我们就有了下面这张韶山纪念照。相片的背面上父亲象往常一样作了记录：摄于1967年7月31日上午，收到相片时已经是1967年10月2日。
上屋场门前只看到两个游人的身影：
下午一点半从韶山开出的车上没有几个客人，公路两旁店门紧闭，我们很快就到了。在经历了这两天的不平常的旅途后，我开始对什么是“文革”有了一点模糊的感性认识了。一脚踏进家门，我母亲好好的坐在屋子里，父亲的冷漠和母亲的得意神情让我糊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