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的记忆——农场岁月（四）
贵嗲的二三事
69年冬季，一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铺天盖地地从上而下地在农场展开，按照总场的要求和部署，凡农场职工都要建立个人档案，每个人必须填写一系列表格，以及本人的有关材料和资料。在档案内，个人毫无隐私可言：里面包括个人的基本情况、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政治表现、奖惩等。犹如一个活体标本，任别人来剖析。清查小组把每个人的档案进行分析，要从中发现问题，寻找可疑对象，落实材料，挖出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清查小组在分析我队职工档案，终于发现了重大的“案情”。一个可疑人物浮出水面，成了清查阶级敌人工作的重点突破口。此人就是队上放牛的贵嗲。
贵嗲，姓文，安乡县人。据档案里记载：贵嗲的个人经历中最大的可疑之处，曾经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并且在1931年和国民党部队参加了第三次围剿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历史问题。于是将贵嗲的这段历史作为重点调查。分场清查小组人员对贵嗲进行了多次问讯，然后根据问讯记录，组织人马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查明：贵嗲出身还是很苦，20岁左右岁被抽壮丁到国民党部队，随后跟部队到江西井冈山参加过第三次围剿革命根据地的行动，在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经教育和动员后参加了工农红军，正好是在工农革命军红一军团当红军。1932年5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战争，贵嗲随部队参战，战斗中负伤，转到红军医院养伤，1933年9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贵嗲当时还在医院养伤，不能跟随部队转移。后来，医院院长发给所有伤病员每人一张红军战士证明和20块光洋。红军医院就解散了。
贵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光洋，心里高兴得要死，把红军战士证明扔了，把光洋藏在身上，一路讨米，走小路回到湖南安乡老家。此时，贵嗲全家人都不知去向，家里房子也只剩断壁残墙，只好孤身一人到了华容县洞庭湖垸子一带做长工。
分场领导在了解贵嗲的这些情况后，认为贵嗲参加过红军，要算的话应属于老红军之列，特别是他参加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那时林彪是军团长，贵嗲属林彪的部队!现在林是副统帅，是当前炙手可热的人物呀！为了调动贵嗲的积极性，照顾“老红军”，在各队成立 “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时，贵嗲被分场点名担任“贫协主席”“。一夜之间，贵嗲由一个最普通的看牛老汉转变成一个队干部。
贵嗲，近60岁，精神矍铄，负责饲养队里10几头牛，中等身材，短短的花白头发，左额的发际边长着一颗蚕豆大的肉瘤，老年斑已爬上额头和脸盘，耳稍有点背，所以说话底气足，声音大，讲话毫无遮挡，性格直爽，有着一般老人的嗜好，烟酒都来得。
贵嗲当了干部，还是和以前一样放牛，还是挣工分。虽然也算是进入干部系列，经常参加或列席队上干部会议，在讨论和决定队上的重大的问题时。却很少发言和表态，不是焖着头呷烟就是眯着眼昏昏欲睡。
有次我们和贵嗲说：“你要是不把那张红军战士证明丢掉，保存到现在，那现在你就享福了。”
“你们不知道，那张证明是祸，被国民党搜去会杀头的！再一个，20块光洋啦，那是我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光洋，回去可以买好多田！”
有一天，林业队支书刘洪五嗲从我们队经过，刘支书在解放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属老地下党员，现在是国家干部，每月拿固定工资。贵嗲和他很熟，从年轻时就认识，有几十年的交情，关系蛮好。贵嗲说：“我咧，是冒得福气，年轻时候，就是爱玩牌，不然的话，也参加地下党，现在不也是国家干部，拿固定工资”。
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前的那个时候，洞庭湖一带，帮派势力猖獗，打着各种旗号的“游击队”四处活动；那时到洞庭湖区去谋生的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为了生存，避免帮派势力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于是，每个地方的人结成了维护本地方人利益的圈子或团体。刘支书是湘乡人，那个时候在湘乡人群中算是个人物，朋友颇多，讲义气。在48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有朋友叫他去插旗街上饭铺喝酒，还特别要他多带几个人去。刘洪五嗲经过村子时，看见贵嗲和几个人在玩纸叶子牌，刘洪五嗲喊贵嗲同他去插旗喝酒，贵嗲正赌得起劲，舍不得玩牌没有去，其结果：当时是中共华容县地下党组织以某个帮派团体名义召开的会议，要参加会议的人团结一起，积极参加团体活动等。但会议主要目的是发展和扩大党组织。后来参加会议的人解放后都成为地下党员。贵嗲解放后才知道，已成昨日黄花，悔之晚矣。
有次，贵嗲喝酒，多灌了几杯，话语就多起来，跟我们说，“人的命，是注定了的，你是苦命，那你一世就是做牛做马的命！”他给我们讲起他一世错过了很多机会，到现在想起还是后悔不已。例如：当红军啦，加入地下党啦等等，他还给我们讲起令他一辈子后悔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差点参加了湖北洪湖游击队。
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贵嗲已成家，在华容万庾、胜峰一带做长工、当挑夫。一天旁晚，有个来自湖北的年轻人推着一辆土车子来他家想借宿，贵嗲留他住宿，还给他做了一顿饭，贵嗲和那个年轻人聊天到半夜，讲一些日寇的侵略罪行，群众受苦受难的事。第二天早上，借宿人临走时，劝贵嗲和他到湖北洪湖去做“生意”。贵嗲被他讲得心动了，但又舍不得自己的家及老婆，终究没有和他去。其实贵嗲当晚暗地里发现了那个年轻人的腰间插着支手枪，外面用衣服遮盖着，从与他聊天的口气中。就知道那个借宿人是“游击队”。
要是贵嗲听了他的劝告去洪湖，恐怕贵嗲的历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贵嗲就是这样一个不“走运”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每日看着队上的十几头牛，早上赶出去，把牛放到田园草坪、湖泊滩头，黄昏把牛收回。晚上除了开会、学习时间外，早早就睡觉，一日复一日，“朝看红日起，暮送夕阳归”。
时间到了1971年10月间的一天，分场召开全分场职工紧急会议，传达和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材料。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的震荡，人们被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搞昏了头，思想意识受到巨大的冲击。听完文件的那个晚上，按照上面的要求，马上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记得当时谈论会开得很神秘，会议是在木工房召开，支部副书记主持，要求每个人发言谈看法和表态。在那昏暗的马灯灯光下，会议开得沉闷，发言也不是很热烈，贵嗲还是和以前那样，对会议内容没有太在意，靠着一堆刨木花，半坐半躺地和几个老头抽烟或打瞌睡。书记看了贵嗲几次，眼神露出几丝愤恨的不快。过了一阵，书记对贵嗲说：“贵嗲，你发言表态，对林彪有什么看法？”贵嗲一下没有运清神，说：“文件是这样说得，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问题，上面如何讲，我们就如何做，反正搞不清。”结果，书记大怒，把桌子一拍，门外早已等候好久的民兵冲进来，将贵嗲抓起来送往分场。原来，分场已经分析了有关情况，认为：贵嗲在林彪手下当过兵，是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应该特别对他“关照”要把他抓起来搞清楚。所以，不管当时贵嗲表现如何，不在于他说什么，命中难逃一劫！
几天后，分场派人来队召集会议，宣布撤消贵嗲“贫协主席”职务，并将贵嗲送总场进一步审查。队里的人都说：贵嗲这个人是背时鬼转胎，一世是苦命！现在抓进去，不晓得么子时候才会放出来。
一个月后，贵嗲一个人从总场回来。第二天，贵嗲从别人手里接过原他饲养的十几头牛，他又去放牛去了。
后来，他依然每天早上赶牛出去，晚上把牛收回来，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