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茂是我们生产队一位20多岁的男社员，他幼年丧父，姐姐早已出嫁到二生产队，他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住在大堤旁—栋破旧的茅屋内。勋茂长得浓眉大眼，身体强壮，但不善言辞，见人总是满面憨笑。他人虽长得标致，头脑却显得不灵泛，有人说他“傻得可爱”。由于他爱听别人夸奖的奉承话，常常上当受骗，甚至受人欺侮。当年生产队出工是吃“大锅饭”，男劳力干一天活记10分工，干多干少都一样。每天队长派工时，只要多表扬勋茂几句，他又是一头好使的“笨牛牯”，生产队的别人不愿干的一些重活累活他都会去干。有次，生产队男劳力到砖桥粮站去交公粮，大家每次都只背一袋一、二百斤重黄豆卸下船再入仓，这时有人“表扬”了勋茂几句，如说：勋茂是个“学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的积极分子”，“敢于挑重担”“大家要向勋茂学习”，然后故意让他一人一次背二麻袋的黄豆去入仓，勋茂背了近四百斤的黄豆袋艰难爬上了粮堆，来回超负荷背了好几趟，累得浑身大汗，却不知这是有人在有意捉弄他。
勋茂早几年曾经结过一次婚，女方是邻近队的一个女青年，据说还蛮漂亮。新婚后不久，有个自称是“勋茂的朋友”的人到勋茂家去玩，深夜了找个借口有意不回自己的家去睡觉，要求在勋茂家借宿。勋茂不知其中有诈，热情接待了他，白天弄饭弄菜给这位朋友吃，晚上还安排这位朋友与自己夫妇同睡在一张床上。这—晚上，三个年青人睡在一床究竟是怎么过来的，谁也说不清楚，为此，社员们在田间地头的笑谈此事时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一样，是这位朋友勾引上了勋茂的妻子。不久，新婚的妻子与勋茂离了婚，而和这位“勋茂的朋友”结婚后，又组成了一个新家庭。这件奇事成为全集成垸人所共知的笑闻。所以社员们常说勋茂真是个“二百五”，连新婚妻子都守不住，还自请朋友上了自己的床，将妻子拱手送给了朋友，自己却成了可怜的“单身汉”。所以“二百五”又成为了勋茂的浑号。
由于这件荒唐事，勋茂的婚姻成为了“老、大、难”，虽然勋茂的姐姐是在大队当妇联主任，到处托人为勋茂作媒，自己亲自穿针引线去搭桥也想了不少办法，但一直没有人敢将自已的女儿嫁给这个“二百五”。几年来，勋茂仍是个可怜的“单身汉”。眼见树勋年龄一年年增大，勋茂的姐姐更是焦急，勋茂的婚姻成为了她的一块心病。
1969年初，我们长沙二中的六位男女同学下放来到集成垸红旗八队，同时到生产队的还有二位从长沙市荣湾镇街道下放的女社会青年。生产队便将我们八个长沙知青安排住在一起，成了生产队的“知青户”，大家推选我成了“知青户”的家长。在我们“知青户”中，要数荣湾镇下放的龚明德的年龄最大，她二十三岁了，我们按八个知青的年龄排序称她为“龚老大”。而另一位荣湾镇来的小丁最小，刚满十六岁，我们就称她为“丁老满（八）”。
“龚老大”的身高只有一米四左右，面貌很平常，甚至鼻梁有些塌，身体十分瘦弱。她原是长沙荣湾镇的街道居民，由于家境贫寒，她没有念多少书便辍学了。她患有哮喘病，不能干重活，一直在家待业。她父母眼见女儿年龄日渐增大，养在家中是个累赘，免不了经常对她说一些她不爱听的话。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的号召，城镇居民也喊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于是全国形成了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一个高潮。在居委会的上门动员，加之父母有心将她推出家门，龚明德顺应这股潮流，来到华容农村，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知青到农村后，要与社员们一样天天出工劳动确很辛苦，收工回来还要自已做饭吃。为了使大家收工后回家有饭菜吃，知青户决定每天留下一名女知青在家弄饭。有一天，龚老大留在知青户值班弄饭，可我们知青收工回家后，却见厨房里冷冰冰的，饭菜不见踪影，龚老大连人影也不见了。我很生气，要小丁去找龚老大。不久，小丁回来告诉我们，龚老大在勋茂家陪勋茂妈妈说话，不回来吃饭了。
从那以后，我们发现龚老大经常称病不出工劳动，轮到她值班做饭，我们收工回来没饭吃的事发生了好几次。而勋茂的姐姐、大队妇女主任却经常到我们知青户来嘘寒问暖，特别关照龚老大。龚老大与勋茂家联系越来越密切，与我们知青的关系却渐渐疏远了，有时她干脆连晚上也不回知青户睡觉了。到农村才二个月，龚老大就与勋茂家有了不一般的关系。我们知青中有人猜测：龚老大是怕艰苦，想在农村找个好的靠山，通过结婚成家去享福。她一定是看上了“傻得可爱的”勋茂。有人却认为不是龚老大看上了勋茂，而是勋茂的姐姐看上了龚老大，想让勋茂与龚老大早日结婚成家，以解决勋茂的老大难婚姻问题。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们刚从田里收工回到知青户，勋茂姐姐徐主任就上门来了，她热情邀请我们去勋茂家“吃台子(吃酒席)”。原来勋茂与龚老大正式结婚了。徐主任说：龚明德的家在长沙，她家中的父母、亲戚没有来一个人，龚明德是你们知青户的人，你们长沙知青就是“上亲”了，一定要请你们去“吃台子”。我们几个知青见盛情难却，当时也不知讲究礼信，什么礼物也没送，大家空手来到勋茂家。
勋茂家仍是破旧的茅屋，办婚事却连大红喜字、对联都没有贴，根本没一点喜庆气氛。屋外地坪上摆了几张桌子，这就是婚宴的“台子”。勋茂与龚老大在门口满面笑容迎接了我们和宾客。
开席了，徐主任特意将我拉到“台子”上席去与徐家长辈、大队干部们坐一桌。我受宠若惊地坐在大队颜支书旁边，颜支书对我说：龚明德是从你们知青户嫁出去的，你是知青户家长，今天你就是上亲，在这饭桌上数你最大，我们都是来陪你的。但你这身打扮却太不象个“上亲”了，一身的泥巴，一个裤脚长、一个裤脚短。要是过去办婚事，男方要去接你这个上亲，上亲可要穿得讲究些，非要男方用高头大马和大轿子去接才行，那样就好威武。现在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破“四旧”，立“四新”，勋茂与龚明德举行的是革命化婚礼，所以一切从简，不讲究那些了。
勋茂名义上办的是婚宴喜酒，但那年月物质匮乏，勋茂家境又贫困，所以饭菜上桌了，就是几碗普通菜肴，如粉条炖肉片、几条小鱼、炒鸡蛋、小菜，甚至连坛子里酸菜都上桌了，根本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可是就是这些普通菜肴—上桌，围坐的客人几双筷子一伸，马上就将一碗菜一扫而光。颜支书对我说：在这里“吃台子”就不能讲斯文，你讲客气不去抢菜吃，饿肚子可怪不得我没招待好你这个上亲。这时，他举起酒杯站起来对大家说：龚明德同志响应毛主席号召，今天真正和我们贫下中农结合了，我们要祝贺她！长沙下放青年也要向龚明德学习，争取早日在农村扎下根来。我们听了这话吓得直伸舌头，难道今后就是这么扎根吗？！
龚老大嫁到勋茂家后，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出工劳动了。勋茂及他母亲都很呵护她，家中大小事都不让她干，也不要她出工干体力活，除非生产队有按点人头算工分的政治活动或是老弱妇女干的轻松活，龚老大才会露露面。我们都笑她结了婚，什么也不操心，养白了，养胖了，真的享清福了。婚后一年，龚老大就生了个胖小子，勋茂抱着儿子喜得合不拢嘴。龚老大也教她刚会说话的儿子称我们知青为“舅舅”、“姨妈”。
龚老大是集成垸红旗大队第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社员们都说勋茂真是拣了个大便宜，没有花任何彩礼聘金，就娶了个“长沙姑儿”（长沙妹子），还得到了国家发的230元知青安置费和知青建房的木材指标，真使一些人眼红。那年头在湖区能搞到花钱也买不来的木材指标，这比什么东西都宝贵，勋茂这样的婚事真花得来。
后来，红旗大队一些未婚的青年农民从勋茂的婚事受到启发，将找对象的婚姻目标也瞄准了下放的长沙知青。没想到，经过几番周折，红旗大队竟有三、四个女知青(都是随街道居委会下放的社会青年)被青年农民俘获，与当地农民结婚了。这些结了婚的女知青在农村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不久都生子养女，过上了典型的农民生活。当下放知青们陆续被招工等各种途径可以返回城市时，她们却再也不能离开农村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据说龚明德那一批留在农村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大多数生活得都很艰难。龚明德自己体弱多病，又不会干农活，她为勋茂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个将他们哺养大，二儿子患有癫痫病，经常发病，为他治病花了不少钱。勋茂是一个有劳动力但缺乏智力和能力的人，家中田地劳动、经济收入全靠勋茂一人打拼，所以家境一直不景气。尤其集成垸在1996年遭受长江特大洪水灾害，集成垸的内涝将她们家田地作物全部毁灭， 1998年长江特大洪害导致集成垸溃垸，灭顶之灾使她家的房屋及家庭所有财产毁得一无所有。后来她们家被政府移民安置到华容县插旗乡，继续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长沙的知青们获悉华容县连续遭受洪灾消息，纷纷捐款捐物，资助仍留在华容当农民的老知青。网友那片青山等知青代表受组委会委托，特地来到集成垸，将救济金一一送到那些在农村结了婚的女知青手中，龚明德也接受了知青们捐赠的1000元善款。当那片青山看到苍老瘦弱、几近痴呆的龚明德时，曾在帖中感慨说：我不会说留在华容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不幸福，但决不会说她们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