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规模较小一次只调走十多个人。

　　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人们为什么怕死，因为大家对死后的世界一无所知；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死，是因为别人都活着。监狱甩人这件事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件事感到害怕，毕竟在这个监狱呆久了，环境啊，周围的人啊都熟悉了，所以谁都不愿意挪地方。可一听调走那些同犯来信说他们去的监狱如何如何的好，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由原来害怕被甩走，转变成了现在盼着把自己甩走。好像那边的监狱是天堂，能天天放假回家似的。

　　在甩人这件事上，监区里出现过两次极不和谐的场面。

　　第一次是华从军在98年的4月份整出来的事。不知道他从哪里探听到近期监狱要甩人，他便找监区领导说要是有监狱来调人就把他给报上去。因为他是监区缝纫机组的技术骨干，在修理缝纫机方面是一等一的能手，监区领导肯定不愿意让他走。领导们对他是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的再三劝解和挽留，可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三番五次的找政府谈，后来干脆不干活了，放起囚来了。这种行为是抗拒改造的行为，监区政府没再惯着他，他被押到小号实施了两个月的严管。

　　两个月后华从军被甩到了一监区，吃过苦头的他这回不敢再张罗调走了，在一监区消停儿地改造了。后来他才知道监区政府已经决定要在五月份为他呈报减刑了，他这一闹得了个鸡飞蛋打的结果。

　　不知道华从军听到这个信儿以后该哭还是该笑？他会不会藉此反思自己的盲目，反思自己的贪婪？

　　第二次是98年9月24日凌晨四点多钟的事。那天监狱往外地一个从事手工业劳动的监狱甩人。监区里被甩走的有唐三、赵士勇和大傻等人。赵士勇和大傻到没说什么，他们早就对别的监狱心驰神往了。唐三也挺愿意被调走的，可他心里有一个疙瘩没解开。

　　唐三在96年年初受易春的牵连被监区的李教导员严管过，98年上半年，他又因为打架被李教导员批准严管了。他没有认识到是自己违规违纪了，反而认为是李教导员看不上他，处处找他茬。解除严管回来，他总是叨咕李教导员是如何如何的坏。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在和其他被甩走的犯人一起往监舍门外走时，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

　　因为那天是半夜调犯，为了确保监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监狱规定监区的所有领导都要在监舍值班，所以那天李教导员也在现场。唐三往外面走路过李教导员的身边时骂了一句：“你这老犊子真他妈坏。”也许是终于找到了发泄怨气的时机，他的声音很大。我们在监舍里都听到了他的叫骂。

　　当时在李教导员身边站着的几个管教气得就要上去揍唐三，李教导员却把他们拽住了。在现场的狱政科的领导就要把唐三扣下，不予调离。据说把唐三都吓堆索在地上不能动弹了。要说还是李教导员心胸宽广，他对在场的那些领导说：“他对我心存不满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要是把他扣下，以后他在这个监狱肯定没办法改造了，那他改造好的机会就更小了。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他能弃恶从善吗？如果他到别的监狱改好了，那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我们不能因为一句气话而毁了他，为了他的前途，为了我们的工作，我受这点儿委屈算个啥呀？”

　　李教导员说完后监舍走廊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连我们这些在监舍里端坐等候命令的犯人，都被李教导员的英明大义折服了。唐三也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可他除了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愧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第二十七章 有福不用忙 没福跑断肠

　　在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我独自一人坐在学习室窗前，凝望着天际边一朵朵不断变幻颜色的薄云。那云朵的形状有的像动物，有的像植物，有的像人形，有的像山，有的像海，有的…………很难说准它们到底像什么，又可以说它们什么都像。就像人世间那最浅显也最深奥的道理——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只是相对的。

　　我的心思也像那云朵一样飘浮不定，我再一次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家乡的父母双亲。可以说每一个年节，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都是我想念亲友，然后备受煎熬的时刻。虽然我多次给家里写信不让家里来看我，并希望这样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可父亲还是隔三四个月就来看看我。每次他都给我带点生活用品，有时还往我的IC卡里存五十块钱。父亲的身躯日渐佝偻，他那半白的头发，眼角处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都在提醒着我，父亲老了，虽然他还不到五十岁，却提前进入了暮年。

　　而我的母亲就来看过我那么一次。每次我问父亲母亲怎么不和他一起来看我，父亲都会说：“你妈她有晕车的毛病，不论是火车还是汽车，她一上车就晕，接着就吐。她出一次远门，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太遭罪了。所以你妈不能来看你了。”

　　“哦。”我听了父亲的解释心里便会轻松许多。我极其想念母亲，更担心她的身体，我最害怕的就是在我服刑期间失去我至爱的亲人，他们死不瞑目，而我也将抱憾终生。有的时候我就默默的祈求老天爷，我说我做错事后失去的东西已太多了，你可不能再让我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如果他们中有人寿命不够了，我愿意拿出个十年二十年的补给他们，只求你让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行，哪怕让我出去以后天天讨饭都行。

　　“你妈她现在信奉基督教了。”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又是因为我。”我想母亲信教一定是为了给我祈福，祈求万能的神保佑我平平安安，早日回到她的身边。我能想像得到母亲祷告时的那一份虔诚和用心良苦。

　　最近我从一本没了包装皮的杂志上看到一篇讴歌母亲的文章，我背下了其中的一段：…………谁的心燃烧的声音？传播的如此悠远，让我触摸到一种温情。

　　是谁的爱如此气冲霄汉，将我深深的覆盖。

　　是谁的召唤将我唤醒了啊！

　　在沉死千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是一个披满霞光的少年…………

 

　98年12月14日，我的弟弟，妹妹和妹妹的男友来看我了。因为他们来的那天不是监区的接见日，又过了办理合餐的时间，接见室的干部就让他们往回走，让他们有时间再来。可执拗的妹妹站在寒风里哭着不肯走，脸蛋冻得通红通红地，她求那位干部破个例让她见上我一面，她说她们来一次太不容易了，天还没亮就要起来，还要走七八里的山路到小镇上的车站乘车来禄滨市。怕那位干部不信，妹妹把包里的手电筒拿出来给他看。妹妹对我的一片深情厚意打动了那位干部，于是我就破例见到了他们。

　　快三年没见到妹妹和弟弟了，他们都长高了，长大了，也都成了大人了。妹妹一见我就泪流不止，她哭着说见我一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安慰着妹妹，也抽空打量着她的男友。

　　妹妹说她半个多月以前给我寄了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她准备年前就要结婚了，还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没能等到我出去后再结婚。

　　妹妹的话就像刀子在捅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妹妹你不要这样说，从小到大哥哥都没有好好的疼过你，爱护过你，照顾过你。现在我想做这些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要说谁对不住谁，那是哥哥对不住你，我没有给你做个好榜样，在你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又不在你身边。”

　　妹妹的哭声很大。我看着她，她怎么长得这么快呀，我多想在出狱的时候，她还是那个围着我团团转的小丫头啊！

　　我那未来的妹夫对我说等我释放后他要接我到他家好好玩几天，我说行。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对她；也别因为她有一个我这样的哥哥而轻视她，不然，我出去后不会放过你。”我发着狠，郑重其事地警告了他。

　　弟弟和我说话的时候我问他上不上学了？他说早就不念书了。

　　“你怎么不好好念书呢？”我埋怨着弟弟，弟弟想要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

　　“哥，你在里面好好干，一定要早点回家。”弟弟鼓励着我。

　　“嗯，你在外面也要好好干，不念书了也不能和别人瞎胡混。”

　　“嗯。”

　　接见结束后，妹妹他们三个一步一回头地往外走，妹妹的泪水飘洒不停，每一滴都落在我的心上，好痛。

　　我回身往外走的时候发现接见室的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莫忘父爱母泪妻儿盼归梦。下联是：牢记党恩警训园丁塑我情。横批是：浪子回头。

　　在回来的路上，我嘴里不断地念叨：“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浪子…………”

　　一天后我收到了妹妹给我写的那封信。这是她第一次写信给我，从信中我再一次看到了过去的我，看到了自以为是的我。

　　想念的大哥你好：

　　我很想你，你好吗？

　　大哥，你离开我们都快三年了。我从来没有给你邮去过一封信，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给你写信，只是每次写了一半就都撕掉了。有时我恨你，恨你做的一些事。后来想，恨是没有用的，也不能全怪你，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只怪老天爷对我们家太不公平了。

　　大哥，是不是人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学到顺境中学不到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咱们全家人都在盼着你能早点回来。我永远都不会瞧不起你的，你永远都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哥。

　　还记得小时候吗？你总是和弟弟气我，把我气哭了你还得哄我，最后挨爸妈骂的还是你。小弟也想你，可也是因为你的原因他不能读书了，因为咱们家为了你读书就花了好多的钱，你这一出事就彻底把家里给掏空了，现在上学的学费也是一天比一天见涨，咱们家已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钱供弟弟读书了。弟弟也不愿意让爸低三下四的到别人家去借，所有他就不念了。爸爸骂了他好几次他也不听，他说他要出去打工挣钱，来扭转咱们家的困境。

　　哥哥，我们非常担心你，知道你在那里很苦，很累，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不论遇到多大的因难你都不要退缩，征服了困难，美好和快乐就来临了。哥，你要记住四年之后，我相信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你又是一位好汉，我相信我大哥比任何人都有毅力、有恒心和自信心。

　　大哥，这两年我变了很多，也许是因为你的关系，我变得成熟了，懂事了，能理解人了。我学会了怎样去看透一个人和怎样的为人处事。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怎样才能在这个舞台上站稳脚跟全靠自己。我现在正学美发呢，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我要自己挣钱、自己攒钱，等攒够了钱我就开个理发店，将来你回来时，一定会说，妹妹你真的长大了。

　　我是在家给你写的信。我带着男友来咱家的。他和你同岁，家住玉兰县县城，他是一个不错的男孩。我长年在玉兰县县城打工，学美发什么的，有他照顾我，爸和妈也就放心不少。我们都打算结婚了，等订下来我就和他去看你，让你看看他，也看看你妹妹的眼光怎么样？

　　妈妈是最想你的，她想你想得都有些不正常了，一犯病就迷迷糊糊的，要不总在半夜里推醒爸爸或我，她说你已经回来了，正在门外等着她开门。每到年节，妈妈总要在饭桌上摆好你的碗筷，她说这样感觉到离你好近。那时我的心里也特别的难受，以前在家吃饭时总是我挨着你吃饭的，你也总是欺负我让我给你盛饭，当时我还生个小气儿呢，可现在我多想你能天天这样气气我呀！

　　大哥，又快过年了，你们那节日里是怎样庆祝的？愿你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能过得快乐，充实。

　　哥，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这次我就写到这了，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你说，下次写信再叙。

　　大哥，我们一家人的心永远在一起，祝你健康、平安。

　　想念你的妹妹小青

　　1998年11月20日

　　我想我看这封信的时候一定有震惊、心酸、心痛、悔恨交加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原来母亲的精神不太正常了，原来弟弟是被我拖累得上不了学了。弟弟曾说过他一定要考上大学的，他说只有那样才能改变他的命运，才能改变我们家的命运。而现在，他的心里一定痛苦极了。

　　我想起我在接见室里因为他不上学了而数落他的场景，想起他那欲言又止的样子，他当时一定想说：“要不是因为你，我能不念书吗？”但他没有说，这说明他怕说了以后会伤了我的心，会让我更加自责。多好的弟弟呀！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我知道真相，要不是妹妹，我会被他永远地蒙在鼓里。与弟弟他们比起来我是那么的渺小，我还自以为我已经改好了呢！看来我离好人还有万步之遥呢！

　　又一次的认识了我自己之后，在良心的谴责下，我为自己立下了更加长远的改造目标，那就是改正思想上存在的一切弊端，改正行为上存在的一切恶习。通过学习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能逐渐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即使不能让自己做到最好，但要时刻要求自己做到更好。

　　为了让自己不再犯自以为是的毛病，不让自我感觉良好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我还决定在管教找我进行个别教育的时候，请他们帮我挑毛病，请他们监督我、指正我的行为。我是下了铁心今后不再给家人添麻烦了。等到刑满回家时，我要给父母一个惊喜，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儿子真的学好了。

　　12月19日，我到文艺队去找已任队长的钢子闲聊。因为我经常参加监狱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对上了脾气的我俩早成莫逆之交了。

　　钢子又说我音乐素养好了，所以他也撺掇我买把吉它调到教改科来跟他学，他说等我将来出狱可以和他组织个乐队。他觉得我应该经营自己的长处，因为经营自己的长处能使我的人生增值，经营自己的短处会使我的人生贬值。

　　可是我知道现实是残酷的，我不能没那条件硬去创造条件，那样的话既伤了亲人们的心，给他们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不是在彻底地改造自己。

　　我说了我的想法，钢子满是赞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真厉害，我最佩服你这一点，家有万贯，养不起一个老改犯，改造就得可一个人来，总靠家根本就改造不好。双子，没事，没钱我们想一想没钱的办法。”

　　正在文艺队和钢子学电贝司的小兵此时凑了过来，他嘻笑着问：“咋的？双子你也要拜钢子同志为师？”他见我沉默不语又接着往出甩话，“那咱俩不成了师兄弟了吗？”

　　钢子见小兵没个正形就笑着损得他：“你快点练习去吧，手跟鸭爪子似的，还跑这来认师弟来了，你这笨鸟快点先飞去吧！”

　　小兵向钢子扮了个鬼脸，跑到一边去练习了。

　　钢子见小兵开始认真的练习了，回过头来对我说：“双子，我看你在文艺方面真的是可以造就之材，虽然你来不了文艺队，又没钱买乐器。但你每年不是天天送文化课的学员来上课吗？你把他们送到教室以后你就到这屋来，用这的乐器学，只要你肯下功夫，一样能学成。”

　　“太感谢你了，李老师。”我感激地握住了钢子的手，心里面想起了父亲信里说的那句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没事。”钢子那双大眼睛里满是笑意，他的眼睛也从没像今天这么漂亮过。

　　小兵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了过来，他呲着牙说我：“你行啊双子，我要和老师学个电贝司得买把贝司，你这家活啥都不用买就能来学，好事咋都让你摊上了呢？”

　　“你就看见贼吃肉了，你咋没看看贼挨揍呢？把你的家庭条件给我，我会做得更好；要是你现在和我一样，那你准是个死货。”我连挖苦带讽刺小兵，他气得上来直掐我。自从上次我给监区通风报信，雷监区长从龙科长手里把他“救”了出来，小兵对我特别的感激，我俩天天打嘴仗，感情却与日俱增。

　　钢子这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冯利释放以后他就接任了这个队长。他也是好人犯罪，虽然二十八九的人了，却像孩子一样的纯真，待人极为热情，他可不像冯利那么势力，那么自私。

　　在钢子的帮助下我和他学起了民谣吉它的弹奏。钢子把他有的与此相关的书藉都借给了我，遇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学员们不上课，他就和教改科的值班领导请示，让我把吉它拿到楼上监舍去练习。我也没辜负他的厚爱，弹奏水平提高得很快，没出一个月，我就能和乐队一起合奏了。

　　与此同时，对我极为关照的张干事和潘干事也经常性的对我进行教育和开导。他们根据对我的观察，不时地指出我思想上和行为上仍存在的诸多弊端，教育我正确运用思想和行为矫治方法进行矫治。在我取得一定的成效时，他们会对我进行适当的表扬和鼓励；在我又有违反监规纪律或矫治好的行为又出现反复时，他们又热心地对我进行批评和指正；在他们的帮助和鞭策下，我在新生的长路上大踏步地朝前走着。

　　99年4月份，我被监狱《新生报》吸收为通讯员，在经过短期的培训后，我又开始尝试写作了。我写新闻、写通讯、写散文、写诗歌，可我的写作之路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短短的两个月，我投出了上百篇稿件，可它们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信。我没有灰心失望，而是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在写作技巧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就这样我又加强了对写作知识的学习。我是越学越觉得自身写作水平太过肤浅，越写越觉得我的写作知识匮乏，有待提高之处也是太多太多。在不断地学和写，写和学的过程中，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真正的提高，我的稿件不仅被监狱的《新生报》录用，还被省监狱管理局印发的各种报刊采用。

　　监区的领导多次表扬了我，说我为监狱内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作好了宣传工作。由于我在改造中有了一个全新的表现，监区里的同犯们也对我伸出了大拇指，有些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骂我是牢头狱霸的狗腿子了。

　　有几个调到别的监狱的同犯在给我的来信中也夸了我，他们都在《省监狱报》上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也真的应了张干事的那句话——只要你表现的好，什么好事都来了，因为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月百分也上升为二等5分了，我坚信在我的努力下，不出一年我就能减上刑了。

　　在我每一次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在我每一次受到表扬的时候；我都会遥望家乡的方向，轻声地说：“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儿子改好了。”

　　每当我纠正了一个错误的思想或一个恶劣的习惯时，我都会想：“过去的我怎么是那样啊？坏毛病怎么那么多啊？真不知父母和亲友当初是怎么忍受我的？我亏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

　　99年的7月15日，我参加了省监狱管理局主办的全省服刑人员文艺汇演——朝阳赛区的比赛。

　　除了参加四个集体舞蹈节目的表演外，我还表演了诗朗诵《母亲》。在这首我独立创作的散文诗里，写下了我对母亲那无穷无尽的思念和那和满血和泪的忏悔。每次在我朗诵的时候我都很快进入了角色，在那一刻母亲也仿佛来到了我的身旁，正在倾听我的诉说。

　　经过三天的预演，与会的各级领导在五家监狱的七十几个节目中评出二十六个获奖节目，他们还决定在这二十六个节目中抽出二十个节目进行彩排，于7月19日向来观看演出的省市各级领导和朝阳监狱的全体服刑人员作汇报演出。可喜的是我的诗朗诵也获了奖并力挫其他监狱的此类获奖节目参加了汇报演出。在我每一次进行彩排的时候，台下的演职人员和我一起悲伤、落泪。负责节目策划和指挥的是市监狱管理局教改处的张华处长。张处长是一位女性，每次到我彩排的时候，她都会远远的跑开，她对我说她受不了我那一声声悲怯的呼唤，她说她的眼泪一流出来就止不住，那样太丢人了。

　　7月19日那天终于来到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盛大的演出中登台，上台之前我还有些紧张了呢，钢子让我放松些，把这次也当作一次彩排，把台下的人当作一根根木头桩子。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

　　我的节目被安排在歌舞《常回家看看》后面，刚刚被歌舞带入想家、思亲意境中的同犯们很快被我带回了家乡，带到了母亲的身旁…………

　　谁没有母亲？

　　又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着母亲的血液，有着与母亲共振的脉搏。

　　母亲疼我爱我，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我尽情地享受着欢乐和关爱。

　　母亲常问我长大后最想做什么？我总是干脆地回答：“妈，我长大了最想做的事就是好好的孝敬您和我爸。”

　　母亲听了我的话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她说：“快快长大吧，我的孩子。”

　　可是，在我长大后我却忘记了对母亲许下的诺言。在人生的旅途中我挥霍着青春，为非作歹，对母亲的规劝置若罔闻，我已愈陷愈深。

　　终于有一天，我因为触犯刑律，被逮捕，被判刑。当我接到那一纸七年的判决书时，才想起我那望子成龙却被无情伤害的母亲…………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母亲来看我了。

　　只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母亲却像过了三十年。她的脸颊变得又黑又瘦，她那原本乌黑的头发此时已经半白。

　　在接见室里，我们母子俩抱头痛哭。握着母亲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看着她那被雨水淋湿的衣衫，我的心，就像刀绞一般的疼痛，当时我真想跪在她面前，对她说：“妈，儿错了。”

　　接见时间结束了，可母亲仍然抱着我不肯放开，她大声地哭泣着，她的泪水滑过我的脸庞烫得我好痛好痛。

　　母亲没忘记叮嘱我：“儿啊，在这一定要听政府的话，好好改造，在我有生之年，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我强忍着泪水回答：“放心吧，妈。不脱胎换骨，儿决不回家。”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在这三年里，在监区干警的帮助和教育下，我已学会了怎样做人，枯枝又发出了新芽。

　　而这三年来，母亲却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每次我因此事追问我的父亲时他总是说：“你妈她晕车，家里又需要个人看着家。”可是我分明看出父亲的目光里隐藏着什么？

　　在我不断的追问下，父亲他终于说了实话。

　　父亲说我的母亲的精神已有些失常，她总是在半夜里去打开门，她说我已经回来了，正在门外等着她。

　　每逢年节，母亲她总会在桌子上摆上我的碗筷，她说我就在她的身边，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

　　听着父亲的诉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朦胧中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那倚门相望的身影和那双泪水都要流干了的双眼。

　　妈，儿子现在虽然无法回到您的身边，但您要相信儿子一定会用积极改造的成绩给您一个个报答。

　　妈，您一定要多活几年，您不要给您的儿子留下一个终生的遗憾。

　　妈，您一定要等到儿子刑满出狱的那一天哪！

　　到那时，儿子一定跪在您的面前，让您好好看看您的儿子，再让儿大声地叫您：“妈妈、妈妈…………”

　　在朗诵的最后阶段，我呼唤妈妈的时候，我真的看见了母亲，她就坐在我前面不远处，我张开了手臂，跪着向前扑了过去。可是母亲不见了，我听见舞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看见许许多多同犯的脸上都挂满了晶莹的泪花。

 

虽说在《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有明文规定：犯人之间不准做低级下流动作，搞同性恋。监狱和监区上到各级领导，下到每一名管教也总是强调禁止这方面的事；可这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肯定会有人把持不住自己而铤而走险，干出些伤风败俗的事情。

　　在禄滨监狱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就听说丁老五总用一些小恩小惠勾引一些长得漂亮的小崽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小崽儿也就让丁老五给干了，嘴馋屁眼就遭点罪呗！

　　鸡奸这种事在监狱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和我相交甚厚的江润田就给我讲过他以前在南风监狱改造时遇到的这种事。

　　“我是98年5月份从南风监狱调过来的，这事就发生在4月26号。”江润田掰着手指头，津津有味地描述着，“我所在的八监区不像这似的，天天还得自己叠军用行李，我们那专门设了两个人干这种活，都弄完了以后政府再领他们俩个出工。以前叠军用行李的人都是一些老爷们，到了98年换上来两个小年青的，都是二十五六岁，这两小子干起叠行李这些活还真不错，多次得到了监区政府的表扬。可能是日久生情的缘故，这两小子处得越来越粘乎，不是搂着脖子就是挎着腰的，有时还亲一下脸蛋儿。不过也没有人往坏处想，都认为他俩就那样，瞎闹闹惯了。可他俩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道走了，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研究的，那天早上别人都出工了，他俩没有马上把铺下面的军用行李拿出来重新摆放，而是找一个行李多的地方钻了进去。他们把其中的一个行李平铺在地上就宽衣解带的干上了。”

　　“那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有些不解地问。

　　“要不咋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呢！”江润田深有感慨的叹了一大口气，他是被别人检举出余罪，加了三年刑后从南风监狱甩到朝阳监狱的，“他们俩以为没人知道，殊不知他们往铺底下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值夜班的起来撒尿，他一见这俩小子往铺底下钻完后就没动静了，就知道他们没干啥好事。这个值夜班的轻轻地穿上衣服到监门口就把这事报告给政府了。等值班的两个管教冲进来的时候，那两小子在床底下吓得都不敢出来了。有个管教急了，他把监舍里用来收拾卫生的大拖布找了出来，用那大拖布杆敲打着床沿冲那两小子喊，‘你们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拖布杆把你们捅出来。’在那个管教的恐吓下，有一个小子先爬了出来，要说他也够窝囊的，一爬出来就射精了，整得自己满身都是。另一个还好，他穿了条裤衩爬了出来。”

　　“后来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严管了呗！”

　　“你说他们俩怎么那么胆大？监狱里三令五申的，他们还顶风上。”

　　江润田白了我一眼，似乎气我什么都不懂，他说：“这人啊，啥事都敢干，就看到没到那节骨眼上，真到了那份上，该杀人的杀人，该强奸的强奸，该抢劫的抢劫，该盗窃的盗窃，要是没有咱们这套号的，立法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要法院干什么？要监狱干什么？要是没有那些在监狱里还违纪的，立那些监规纪律干什么？要我们的特殊园丁们干什么？”

　　“那倒也是。”我开窍似地点着头。

　　和小兵没事闲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所在的监区里也发生过鸡奸这种事，只不过没被政府知道。我忙问他是谁干出这种事了？他瞪了我一眼说：“那能告诉你吗？你要给传出去，那个人还不得杀了我呀！”

　　我忙起誓说我不会把这事往外传的。小兵相信了我，于是他把所知道的鸡奸的事对我讲了出来。

　　虽然我有心理准备，小兵说出来的这些人会是我所熟识的，可当他说出来后我还是大吃一惊，那个人竟然是特务。

　　“特务能干那种事吗？”我对小兵的话产生了怀疑。

　　小兵见我不信他，生了气，损得我说：“他不能？你能。”

　　我生怕小兵一来气就不讲了，便改了口：“你快讲吧！我相信你。”

　　“特务在94年的时候不像你认识时那埋埋汰汰的样，那时又年轻，又帅气，皮肤还挺白的，有不少人惦记他，都想搂着他睡觉。”小兵乜斜着眼睛对我说。

　　虽然特务调到别的监区已两年多了，可我时常能在开饭的时候碰见他，仔细一想，他长得是不错。

　　“特务那时候混得还不行呢，总受欺负。”小兵说着突然笑了起来，“但他这个人还真能挺得住，投改好长时间都没有献出终身。”小兵那笑里满是嘲讽，这也怪特务太坏，在监区里没有一点人缘。

　　“那是在94年的9月份，是哪天我记不清了。特务早上起来就大喊，‘昨晚上谁进我被窝了？昨晚上谁进我被窝了？’大家伙听他这么一喊都不明白是咋回事？就都围了上来。有一个叫江向东的就问他是不是把什么好东西藏在被窝里让人家给偷去了？特务没好气地损江向东，‘你才丢东西了呢？’江向东见自己的一番好意被特务当成驴肝肺了，又憋气又窝火，于是他羞辱了特务，‘你没丢东西你问谁进你被窝了干嘛？’然后他又装作恍然大悟地敲了敲脑门，指着特务那憋得通红的脸接着说，‘是不是谁趁你睡着了把你的小屁屁给偷了？’江向东说完就狼哇哇地笑了起来。周围的人经他一点拔也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就跟着起哄似的笑。特务那脸已经红得像猴屁股了，他想抓住江向东，好打上两拳。但江向东早就料到他有此一招，迅速地跑开了。江向东的嘴始终没停下，‘特务屁股让人给干了，让人干完了还不知道谁干的。’”

　　“哈哈哈……、、”我和小兵疯狂地笑了起来。

　　我推了小兵一把，他已乐得蹲在地上了。“哎，你说特务让人在睡觉的时候给干了，他能不知道，他睡的就那么死？”

　　“他可能爽得飘过去了，哈哈…………”小兵又蹲在那笑了起来。

　　我捂着嘴想止住笑声，可偏偏捂不住，又跟着小兵疯笑。

　　我对小兵讲的这件事的真实度产生了怀疑，特务在监区里得罪了不少人，这件事有可能是那些人给编出来的，除了能羞辱一下特务外，对别人讲起来也能解一解心头之恨。

　　为了证实的我判断是否准确，我问小兵：“当时你在场吗？”

　　没想到小兵的回答出乎我的想像。“我在场。”

　　“真的？”

　　“真的。”

　　“那特务到底让谁给干了呢？”我看着小兵问，想从他的表情里看他倒底知不知道。可我再一次失望了。

　　自从我知道了这件事，只要碰到特务我就会看他屁股一眼，然后就捂着嘴笑。不明就理的人都问我傻了咋的？我无法和他们解释，一解释就露陷了，这小道消息传得可快，要是让特务知道了，他不得跑过来掐死我呀！

　　这件事是我听来的，是真是假只有鬼才知道，可是真有这种事发生在我身边时我不信都不行了。

　　做出这种事的人叫王纯，一说他就得把有些事从头说起。

　　99年的3月份，我经常利用送监区的文化课学员到教改科上课的时机，到钢子那去吉他。小兵有事没事的也愿意和我神侃一番，他开玩笑说文艺队的门槛儿都快被我踩破了。

　　3月9日下午两点来钟，我和钢子他们正在合奏《溜冰圆舞曲》，教改科的陈光达干事领着一个犯人进来了。那个犯人一进屋就战战兢兢的，能看出来是个新投改的。

 

　钢子和屋里的人全都用审视的眼光看着那个犯人。那个犯人长得眉清目秀的，一米七的个头，体重得有一百五十多斤，典型的肥胖主义者。

　　“你叫什么名字？”钢子问他。

　　“王纯。”那个犯人干脆地回答，他的嘴很小，牙也很白，声音女了女气的。

　　“多大了？”

　　“二十三。”

　　“因为什么进来的？”

　　“盗窃。”

　　“判多少年？”

　　“五年半。”

　　“哇操！这么少哇。”钢子一直对自己只抢了出租司机二百多块钱，却判了八年刑鸣不平，遇到比自己刑期短的就会说脏话。“你是北京民族音乐学院毕业的？”钢子有点不信任地问。

　　“还没毕业呢。”王纯摇着头回答。

　　“那我得试一试你。”钢子把王纯带到了他的键盘旁，手抚着琴键问，“《青藏高原》你会唱吗？”

　　“会。”

　　“能用原调唱吗？”钢子的眼神里有愚弄的色彩。

　　“我试试吧。”王纯满是自信的回答。他这么一说可让我们刮目相看了，这《青藏高原》原调的难度别说男歌手了，一般的女歌手都唱不上去。

　　钢子手按琴键，开始弹奏了。他的确很有水平，前奏弹得和磁带上的差不多。

　　王纯和着琴声唱了起来，起初他唱得还是不错的，声音悦耳，吐字清晰，节拍掌握的也很准，可结束部分的高音他却唱不上去了。像别人唱不上去就不唱了，可王纯却硬往上唱，声音就像那敲破锣和木匠拉锯似的，惹得众人哄堂大笑，他自己也臊得脸通红。

　　钢子笑了笑，他让王纯别紧张，放开嗓子唱。王纯听明白了似的点了点头。

　　钢子问王纯会不会唱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王纯说会。

　　“你用什么调唱？”

　　“F调。”

　　这次是王纯自己选的调，我以为这回他应该不会献丑了，该手掐把拿了，他毕竟就读过高等音乐学府。可事与愿违，他唱到歌曲的高潮部分又唱破音了，这回钢子可没那么好的脾气了，他冲着王纯喊：“唱不上去你定那么高的调干什么玩艺？”

　　那边陈干事给王纯打了个圆场说：“他可能太紧张了，毕竟刚投改。反正他已经调到教改科来了，等过几天他缓过劲了，再让他试唱吧！”

　　钢子一看陈干事发话了，也就没再说什么。

　　“那王纯以后就是你们文艺队的人了。你们要多帮帮他，别惹事啊。”陈干事吩咐着。钢子和周成文等人连声说是。

　　陈干事走后，钢子给王纯安排了平时要用的桌子和椅子，王纯一个劲的感谢着，钢子摆了摆手：“都是难兄难弟的，别谢了。”

　　过了三天我再去文艺队的时候见王纯没在屋里便问钢子：“那个王纯缓过来没有？能不能唱呢？”

　　没想到钢子一撇嘴说：“唱个屁呀？红配绿，他是臭狗屎。”

　　我奇怪地问：“不能吧？他一个北京民族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连一个歌都唱不好？”

　　“对，他是北京民族音乐学院的学生，不过他就上两天学，还赶上礼拜六和礼拜天了。”钢子嘲笑着，紧接着他又解围似地说，“不过在现在文艺队歌手紧缺的时候，他也能充个数，要不我早找政府把他赶走了。”

　　我明白了，王纯原来是个假货。这倒不奇怪了，因为在这里总有一些人专门挑好听的说，挑你做不到的说。他们说自己会这个乐器，会那个乐器的，有的还说自己唱歌有多好多好的，可你真把乐器递到他手里，把麦克风放在他嘴边，他们就傻眼了，有的人根本就不会演奏乐器，有的是个二五子，那些唱歌的一亮嗓子就跟那勒狗似的，能吓死你。

　　王纯既然不是什么高材生我就对他失去了兴趣。我和钢子就聊起了别的事。我们俩聊得正欢的时候，文艺队的歌手小满从门外进来了，他一进屋就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和我们说：“哎，我跟你们说，那个王纯太有意思了。”

　　“怎么了？”吉他手马成龙问。

　　小满用手比划了一下，没说出话来自己又笑了一阵，笑够了才说：“那小子，跟个娘们儿似的，刚才在走廊里我就开玩笑似的拿拳头吓唬他一下，没想到他一缩脖，整出个女人才能整出的动静，哎呀哎呀的。”小满捏着嗓子把王纯发出地声音学了出来，惹得大伙发笑不止。

　　马成龙本来还想问小满些什么，这时王纯从外面回来了。小满逞能似的拽着王纯就往钢子身边拖。

　　王纯已不是几天前那副唯唯喏喏的样子了，他一边挣脱一边发出了“哎哟，哎哟”的声音，那声音还真像小满说的，只有女人才能整出来的动静，而且是在床上。

　　我看屋里的人眼睛都瞪得像包子似的看着王纯，心想这样的人扔到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儿堆里还有好吗？

　　在那以后我每次去文艺队的时候，都看到屋里的人在拿王纯开漱，不过他们都很有分寸，不做过格的事。

　　我这一常来常往地和王纯就混熟了。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起了个女人的名字？”

　　“我就是女人。”王纯干脆的回答让我吃惊。他看着我愣愣的表情后一笑，卖弄似地说：“我还有个英文名字呢。”

　　我心想这倒新鲜，就问他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劳伦斯。”

　　“什么？”

　　“劳、伦、斯。”王纯一字一顿地回答。

　　没等我说什么呢，周成文抢先一步挖苦起了王纯：“你是不是欺负我们没有文化呢？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劳伦斯是谁呀？你能不能别寒碜人家了？你怎么能叫劳伦斯呢？”

　　王纯满不在乎地反问：“我咋的？他咋的？”

　　“那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周成文追问王纯。

　　“本人在报社工作。”

　　“你在报社是干什么的？”

　　“迎接作者来搞。”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哪有报社专设个人迎接作者来稿的？于是我问他：“你应该是审阅作者来稿的吧？”

　　“不对。”王纯摇着头说：“我天天站在门口迎接作者来搞，特别欢迎男作者来我这搞。”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他在这闲扯蛋呢，周成文也撇了一下嘴去练习打鼓去了。

　　我板起来脸问王纯：“你在外面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纯见我郑重其事地问他，扬了扬他那张大饼子脸回答：“我是卖假逼的。”

　　我以为他说的是卖假币，有些不信就接着问：“那你是卖假人民币还是假美元哪？”

　　王纯把脸一沉，怪我耳朵不好用，凑过身来在我耳边说：“是假逼，不是假币。”

　　起初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可见他那煞有其事的样子又不像，我一连想他的言谈举止，还真像个卖屁股的。于是我又问他：“你真是卖假逼的？”

 

　王纯认真地回答：“是。我就这么点爱好。”

　　这回我全信了，禁不住在心里骂：“这是只什么鸟啊？”同时我又想到，以后我得离他远点，别和他靠得太近，如果有一天他在这里卖上了，一出事别把我牵扯进去。

　　聪明人不止我一个，文艺队的所有人后来都对王纯敬而远之，没人和他没轻没重的闹了。

　　我们这些人不得意王纯可有得意他的人，他经常和食堂的、清扫队的两个小崽儿来往。依我看，他们都那么年轻，早晚得出事。

　　王纯出事那天是99年9月8日。那天下午我正在监舍的洗漱室里洗衣服，突然听见干警办公室里闹闹吵吵的，我跑到监门口往外看，只见四五个狱政科、狱侦科的领导和干事押着王纯进了教导员办公室，他们进去后就把门给关上了。我问张干事咋的啦？张干事说是狱侦科借用监区的办公室，调查狱内的违纪事件。

　　我心想这王纯能出啥事？他家里总给他送钱，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他能干出来的也就是那种事。

　　“好险哪！”我庆幸自己没和他打连连，万一扛不住他的诱惑，我可是“贞节”不保哇！

　　第二天，王纯的事就在狱里传开了，从消息灵通的人士那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王纯从做那事到被逮到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8日那天中午，和王纯起腻的那个清扫队的小崽儿把食堂的那个小崽儿和王纯叫到了我们监区监舍隔壁的那间空房子里{原为十一监区厂房，后来监狱不允许在生活区从事生产就空置了下来，出入口在监舍楼的左侧}，清扫队那个小崽儿事先已准备好了被褥，他们三个便在那里干起了丑恶的勾当。

　　我曾问他们是谁干谁呀，那位人士反问我：“你说呢？”

　　我笑了，怎么发傻了，问起傻话来了呢？

　　“那这事是怎么响的呢？”我问。

　　“这三个家伙兴许是整上瘾了，在里头捅咕了两个多小时，这能不被人发现吗？等他们意犹未尽地穿上衣服准备下楼的时候，得到信儿的狱政科干部就杀过来了。”

　　“那他们三个可太丢人了，以后在这个大院里还怎么改造哇！”

　　“有啥丢人的？高墙电网里的生活这么单调，咱们自己找个乐子不是很正常吗？”那位人士嘻笑着说。

　　“去你的。”我厌恶他那副不正经的样子，“幸亏你没有和王纯接近的机会，要不然你也得和他扯上关系。”

　　“那当然。人的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得欢乐时且欢乐嘛！”那位人士故意和我做对。

　　“滚。”我笑着骂他。

　　后来王纯又供出了两个与他有染的人，他们都被塞小号去了。有消息说王纯像疯狗一样开始乱咬了，他要是硬说谁干过他，那个人别说跳进黄河里洗不清了，就是跳大海里也别想洗清。一时间，这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凡是和王纯混得很熟的人都惴惴不安，生怕王纯心一热，把自己弄到小号去陪他做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也没再听说有人因为这事进了小号。这条小道消息的真伪也就不攻自破了。我呢？也大大的松了口气，心里的大石头也总算落地了。人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我没有那么沉稳，我还真怕鬼来叫门。

　　三个多月后，王纯被解除了严管，教改科肯定不会要他了，他被甩到了七监区。

　　听说王纯到了七监区还是那个样子，天天和人打情骂俏的，也着实难为了七监区的政府干部，他们得天天紧盯着王纯，生怕他改不了本性，去吃屎。

第二十九章 榜样力量

　　那些监狱人民警察不仅仅给我们灌输一些法律的知识，摆一些违法犯罪对我们和被害人乃至社会造成危害性的大道理，他们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感化着我们。用他们的行话来说这叫榜样力量。

　　1998年到1999年间，禄滨市监狱系统掀起了创建让人民满意单位活动。99年年初，我所在的四监区被监狱党委列为创建人民满意单位达标单位。为了抓住这个良好的契机，藉此推动监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监区领导班子自年初就强化了监区干警队伍建设和整顿犯人队伍工作。监区多次组织干警到监狱的标兵单位二监区去学习和考察，回来后各自找差距、查问题，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堵塞在工作中出现的漏洞。他们认真的贯彻和执行党的各项改造方针和政策，科学、文明、规范地对监区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和行为改造。在接待犯属方面，监区要求干警彻底杜绝冷、横、冲的态度，并在监区的接见日设立了监区长接待制度，以便及时接受和处理犯属的建议以及遇到的困难。监区为了让犯属明了监区干警的工作性质和目标，特推出了四监区干警文明执法《八项承诺》，以此请犯属监督干警们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99年全年，监区干警无一例违纪行为，犯属的满意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监区不仅在年底成功的创建成人民满意单位，监区干警们还在此期间用他们的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情爱交融的赞歌。

　　刘成全的种地款

　　刘成全是监区的老犯人，家住禄滨市郊的阿连河乡。刘成全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之所以走上盗窃犯罪的道路与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关系。

　　刘成全的女儿于96年7月接到了省里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农家院里考出来一个大学生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可这喜中也有忧啊，那就是如今的大学生一般人家是供不起的。对于一个没有副业、耕地又少的农民家庭来说，供一个大学生就意味着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刘成全看着这些年来为供女儿读书而一贫如洗的家，再看看手捧录取通知书却流泪不止的女儿，他的心碎了，只怪自己无能。

　　刘成全到所有的亲属家借了个遍，可他只借到五千多块钱，这离女儿开学就要要拿走的一万多元差好远呢。这可怎么办呢？刘成全是不会同意女儿不去上学要留在家务农的想法的，在农村有什么出息呀？在地陇沟里捡不出金元宝，还得连累子孙后代跟着受苦遭罪。

　　刘成全动起了歪主意，他想起前两年他家养的耕牛被盗至今还没破了案的事。现在一头大耕牛能卖一千五六百块钱，要是偷着弄五头牛六头牛的，不就把女儿的学费凑齐了吗？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只要不被人当场抓到啥事都没有，偷了也就偷了，为了女儿真得过豁出去了。刘成全从那一刻起就丧失理智了，他在没有月亮出现的晚上在邻村连续偷盗了五头耕牛，经他转手卖掉后凑足了女儿的学费。可在女儿高高兴兴的去省城报到的那天晚上，刘成全却被请到了乡派出所。

　　刘成全至今都不知道派出所的人是怎么破的案？他因盗窃罪被判刑四年半，并于96年12月投到我所在的监区服刑。刘成全的女儿很争气，年年赢得学校的奖学金，课余时间又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这才没有让刘成全背负更大的压力。女儿能养活自己了，可他不知道他的妻子一个人是很难支撑起一个家的。

　　每年开春的时候，刘成全的妻子最犯愁是买种子化肥的钱没有着落。刘成全一进监狱，家里就少了顶梁柱，每年种田得的那点钱也就够还一还因女儿而欠亲朋好友的钱，再不就剩下点吃的不至于饿着。

　　在97年3月份的接见日，刘成全的妻子把家里没有钱买种子化肥的难处和监区李教导员说了。李教导员格外的重视这件事，他把刘成全的妻子安顿在接见室休息后回到了监区，他号召监区的领导和管教们捐款为刘成全的妻子一解燃眉之急。他的提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没出十分钟，监区的领导和管教们就凑出了一千一百多块钱，并由李教导员迅速地交到了刘成全妻子的手中。李教导员只对刘成全的妻子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刘成全，不要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