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下放了! 还是在城北完小读小学的时候,我们曾作为当时县城里唯一的腰鼓队去欢送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山下乡。没想到1974年3月14日这一天,我也作为一名知青下放了、、、、、。 记得那天上午,我胸佩大红花,被父母单位的同事和领导簇拥着来到了大操坪。开过欢送会后,我们象即将出征的勇士,自豪地坐上了被红旗和横幅包围着的汽车。车窗下狭窄的小道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喧嚣的锣鼓声中我尽情地陶醉着。突然,鼓声中我听到了腰鼓声。循声望去,我看到了尹老师在指挥着腰鼓队。看着那些熟悉的身影和腰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再打腰鼓了,从今天起自己要成为一名农民了、、、、、、。一想到这些,我害怕地大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凄凉,把同车去的好几位姐妹都感化地哭起来。车里的一片哭声,把带队的龙阿姨惊住了。她走过来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且安慰着我。没多久,我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在妈妈的呵护下静静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来到了离张坊约40多里地的小河田心。我和另外4名知青被分配在河对岸的一个生产队。到生产队去要经过一条宽20多米的小河,这条河由两根小树杆搭拼成约50cm宽的“独木桥”连接着彼岸。看到湍急的河水和高高的桥面,刚走到桥边没两步的我,两腿哆嗦地趴在了桥上不敢动弹,最后硬是被别人牵着一步步移着地过去了。 到生产队后,等我们把自己的床铺铺好时,已经是夜幕降临。房间里一盏煤油灯随风摇曳着让空气变得沉闷,窗外漆黑一片仿佛世界末日的到来。第一次远离城市的灯光、第一次离开父母,我害怕极了。这一晚,我硬是躲在同房间的姐妹床上,彻夜未眠地熬过了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夜。也就是这样,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熬过了4年、、、、、、。 直到1978年3月14日,我捧着入学通知书,离开了那块让我难以忘怀的土地。同样是3月14日,我的命运从此出现了转折、、、、、、。
|
[那天,我下放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作为文革后浏阳第一批下放的几百知青中的一员,我也戴上了光荣花。可我一点也光荣不起来;因为父亲是被''清理''出来的''反动艺术权威'',另加一顶''历反''帽子;二哥是大学里的''现反'',流放湘西。我不下乡谁下乡?居委会早十天前就把我的户口销了。再过几天,就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一家人默默无语,哪有心情过生日?!母亲知道我就要走了,悄悄为我煮了两个带壳蛋,哪吃得下。望着父亲弓着身子吃力地扯着花炮筒子,望着母亲强装的笑脸,望着四个弟妹木然的表情,我装着若无其事,找出锯子钉子,用旧木板钉了一口衣箱,捆好母亲为我订好的苏印花旧被子,早早睡了,为的是不让母亲伤心。 十九号的上午,我坚持不要家里人送我,提着旧木箱和被子来到大操坪。欢送的锣鼓此起彼复,看着别人家父母子女相拥告别的情景,我神情木然,心里却像在滴着血......渐渐地,锣鼓声,告别的呼喊声.汽车的轰鸣声,仿佛都听不见了,几十台班车像一条长龙摆着,我按划定的车号钻进汽车,回避着异样的目光,恨不得一脚跨到生产队。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啊,好不容易才出了城,鱼贯驶入东区公路...... 中午前,分到达浒的二百多知青下车后整队来到公社的欢迎会场。会场设在达浒老街街心,议程是司空见惯的老套套,半句话也没听进去,心里老是想着自己分在哪个生产队,只求分一个产值高一点的队......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念自己的名字和分配的队名,接着,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带着箩筐绳索为我们接行李来啦,望着他们那一脸的热忱,我的心头不禁一热;好久没见过这样的笑脸了......跟着接我们行李的贫下中农,跨过大石桥,沿河而下,又穿过几个大田垄,终于来到地处山边的生产队。队长姓黄,土改干部老党员,非常热情,和善。因为队上为我们建的知青屋还未完工,我们七人(三男四女)分别暂住黄队长和几户社员的家里,当晚,队上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接风''...... 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八年知青生涯......一月后,大妹妹下放到对河,一年后,全家三代八口人都变成了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