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知青印象
老张
还是我们去靖县吃杨梅的时候.那天,因为塘湖的乡亲们要在飞山宾馆宴请我们.上午便没有安排其他活动.
饶老板来了,我和他坐在药材招待所的门前散散漫漫地闲谈着.饶微驮着背,仄过脸对我说:"我们去老张那里去坐坐,那个人蛮有味道的!"饶笑了笑.
"哪个老张?"我问."也是个知青,是附中的."饶答.于是我便跟着饶走."远吗?"我又问."不远,不远,就在前面的十字路口!"
饶领着我在一个修锁配钥匙的摊担前停住了."张老板,忙不赢啊!" 饶笑笑,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顺便拿了一张凳子坐下.在修锁配钥匙摊担后面,坐着一个单单瘦瘦的老头,一脑壳的花白头发,一看就知是一个奔七的人.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曾也是个知识青年.
"我是什么'白'老板,你饶老板才是真正的老板!"老张平和的脸上,笑口常开，不乏幽默和机智.老张除修锁配钥匙外,还揽些修鞋、修伞的活路。此刻，他正在为一位女士的高跟鞋钉后跟，两只膝头上垫一块肮赃的油布，一边低头做事，一边回应饶老板一句又一句的调侃，不时地露出淡淡的、超然的浅笑。他和饶是同事,相同的际遇和归宿,使得他们说话很随便.
他告诉我，他是附中六一年高中肄业生，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中，被下到屈原农场，“文革”初，造反回到学校，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时，他又下到靖县。开始被分到铺口，他嫌是山区，也嫌离县城太远不肯去，上面只好把他安排在太阳坪。落实知青政策后，他和饶老板一同被安排在一个县办农场，直到退休。退休后，一无所长的他,为了寻点钱补贴家用，就摆了这个小摊担。他的家庭出身可能不十分健旺，又无权无势。于是，他象被风吹落的一颗不起眼的种子，飘落到了这个偏辟的山区小县，任其自生自灭。长沙，对于他来说，只有青少年留下的遥远的记忆。
在我的印象里，老张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也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激奋，也不激进的“顺民”。借着“知青”这个"摆子"，他经常到民政局去打打"颤"，诉说些低收入者家庭的一些艰难，有时,也能得到一些同情和补助。
“老张，你和那个大娘伙还合适不？”饶老板又开始调零碎口味。“哪个大娘伙？”老张笑了，有一点得意。饶老板告诉我，和老张相好的那个大娘伙，面容娇好,也颇有些风姿。是男人们注目的对象。
临走，我把一把雨伞忘了在他的摊担上。七天后，我从铺口经县城返长，离上车还有几个小时，我在街上溜哒，也想寻寻老张，但不见，问他的摊担同行，说老张有三、四天没有来了。
老张，带着一份平静，一份恬淡，象一朵浮云,也象一只野鹤,在我眼里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