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天,就是我的妻舅王百明大哥四十周年的忌日,谨作此文以表祭奠。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仅只有二十二岁。
春去秋来,岁月的长河缓缓地流淌着。如今,我们已都到了近花甲之年,岳父岳母早已相继离开人世,百明哥的侄儿们也都长大成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有些忙碌又有些平庸。
许久以来,立明姐就要我写篇文章纪念百明哥,我却总是迟疑着不敢下笔。曾多次听几位江永的知青朋友说过,王百明是江永知青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我想那痛,应是一道长期郁结在心中,时时揪心却又让人不敢轻易触摸的伤痕;应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却又说不清理不顺的复杂情绪。人已逝,痛还在。在这个命题前,我久久地徘徊着。
整整四十年过去,又是一个纪念日到了。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应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之痛,也不仅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记住。为的是观照生命,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顺利的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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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百明大哥我从未谋过面,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难后没多久的一个酷热的夏日。当时学校正处于停课闹革命时期,我们终日无所事事。学校里驻满了各种派别组织,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内,“红一线”宣传队长期在此排练节目。
那天忽听到一阵人声喧闹,还夹杂着哭声,我们几个同学闻声赶到礼堂,原来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继发生了杀害知青的惨案,一大批从这两个地区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来了。知青们相拥而泣,群情激愤,地上摊列着一件件已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衣。不知为什么,在被害人的当中,我特别记住了王百明这个名字。也许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个遇害者,也许因听人说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许是冥冥中我与他有着一份缘分。
因为我们与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们常去看“红一线”排节目。那个为纪念王百明而作,曾轰动一时的歌舞“怀抱战友”,我们是看着排练出来的,甚至我们也能哼上几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样,感叹着这些知青的命运。
没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结识了一群江永知青,他们是几经辗转落户来到我们公社的。我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听他们钦佩地讲起王百明,说他书读得好,中学时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红云诗社”,他的诗在当时师生中很有影响,还说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他会乐队指挥,曾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指挥,还会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积极投入运动,当时知青大都因出身不好,被视为是狗崽子,而江永邻近的道县对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进行大屠杀,他却毅然从长沙赶赴江永,要坚持在乡村革命。说到王百明之死,这些老知青们总是神色黯然,扼腕长叹。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叙说里,王百明给我当时所留下是一个复杂的印象,他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斗士,一个“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几分像是一个缺乏理智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回城四年后,命运的安排我竟然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岳母是个很热情且健谈的人,但她在世那几年中,百明大哥总是家中一个不愿提及的话题,亲人们总是小心地不去碰触这个隐痛。
因而很久以来,百明大哥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站在迷雾深处的模糊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