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听敌台

县城有三所中学，其中一所中学中，有一个年轻的体育教师叫霍xx，此人身高接近1.80米，篮球打得相当好，再加上家庭成分比较高，家风熏陶下，琴棋书画都能上手。  

由于此人才艺不俗，所以在中学生和一部分已经下乡的知青当中，颇具影响和号召力，在县城的青年群体中，算得上是一个知名人物，尤其是他教的学生，有些人更是把他当成偶象。  

很不幸地，此人在1971年5月的一天，突然被逮捕了，罪名很简单，“收听敌台”。  

由于此人在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就经常有学生和知青到他的家中进行聚会，他拥有的一台在当时很罕见的收音机，无疑也是吸引来客的因素，尤其有一部分知青，与他是交往甚密。，他和那些知青们，除了经常在篮球场上切磋技艺外，还经常在他家里谈琴说画，收听广播，高谈阔论。当然，我估计，也免不了还要偷偷收听些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这样一些“反动歌曲”。说来，我听到这些歌曲，是在几个69年知青那里，而那几个知青，就跟霍xx关系密切。  

一群普通人，如果经常在一起聚会，莫名其妙地，祸事可能就会找上门来了，因为，革命群众警惕的目光时刻都在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如果还要出风头玩收音机，那就更加容易倒大霉了，那个年代的这类事情，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是无法想象的，可事情是，霍xx就很不幸地成为了一只出头鸟。  
逮捕霍xx的场景也极富戏剧性。  

那一天，在人民公园召开公捕宣判大会。跟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参加大会的群众，以三所中学的师生居多。公园的球场内，用石灰画好框线，各个学校各个连排（班级）的学生都按指定的位置坐在框线内，而老师们呢，则负责维持好学生的秩序。我所坐的位置，正好是两所学校的分界处，离我们3米远的旁边，便是霍xx所在学校的学生。而霍xx呢，当时也在维持秩序，就在我身边走来走去。  

大会开始了，随着主席台上高音喇叭的喝令声，罪犯们一个一个被揪到主席台前的一张乒乓桌上，有的被宣布逮捕，有的被宣判徒刑，就这样一直宣判了十来个罪犯。在此期间，由于学生秩序很好，霍xx也很清闲地站在那里。  

突然，高音喇叭里边一声喝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霍xx押上来！就在大家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早就埋伏在霍xx身边的两个男教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把霍xx两手扭在背后，揪住他的头发，一路小跑，把他揪到乒乓桌上，然后上来两个解放军叔叔，很熟练地就把他给五花大绑起来。  

接下来是宣布罪状，霍xx的主要罪状便是“收听敌台”，当然向学生和知青传播“反动内容”也是罪状之一，而这些罪状都构成“反革命罪”，最后宣布予以逮捕。  

没过几天，得到消息，霍xx被判刑8年。  

1977年，刚提前出狱不久的霍xx，到乡下去看望当知青的妹妹，不幸死于交通意外。  
时至今日，凡与人谈及霍xx，无不为他感到惋惜。  

 

 

杨某在70年代，也算是个小青年，不是很帅，但是有1.75米的壮实身高。说来，此人在武斗期间，既没参加武斗队（那时建筑公司是武斗的骨干队伍），又因为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关系，也没有在[造反]时出过风头，按道理应该不会招惹谁，不该有那一劫。  

杨某遭灾，一方面是他结交了几个外单位年龄相当的“狐朋狗友”（公司某前领导语），经常在一起聚会，另一方面，是他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在当时，不合时宜地喜欢收拾打扮，什么小脚裤、白胶鞋、菊花头等等，在旁人眼中，无疑算是标准的“流子”。  
但真正让他遭灾的直接原因，还是他被人整了材料。整他材料的人，便是从60年代一直到1980年都担任公司书记的XXX。  

说到这书记XXX，是一土改干部，水平很差，但阶级觉悟极高，尤其爱好整人，用他自己公开的话说，是三天不整人，走路没精神，事实上，他的确是每隔一定时间，就要设法送一个人进班房，公司里面，曾先后有几个人蒙他眷顾，进了班房，这其中还不包括一次“早请示”过程中，因为在扶起被大风吹倒的毛主席画像时说了句不虔诚的话的工人李某。  

不过这书记的晚景却有些凄凉，得了老年痴呆症，只会玩尿泥巴，被老伴用竹条打手心，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应。当然这是后话了。  

再说杨某，由于“流子”的形象，让不少人很不舒服，又由于他和他的“狐朋狗友”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聊天、打扑克。当然，还被人看到使用了收音机，这一切，让眼睛雪亮的“革命群众”有理由怀疑，这伙人在密谋组织成立“反革命组织”，于是，有一天，杨某和他的“狐朋狗友”们，终于被一网打尽了。  
逮杨某的那天，杨某在离城3公里的工地上班，公司派了一名领导，找到杨某，说 有事叫他回公司一趟。他跟那公司领导顺街走到派出所门口时，那领导说要进去找个人，叫他陪着里面去一下。  

杨某至今忘不了抓他的过程，进了派出所值班室，一个李姓公安很随意地问了他一句你是不是杨某某，他没在意地回答说是，那李姓公安出其不意地扭住他的手，脚下一个扫堂腿，把他放倒在地，在施展扫堂腿工夫的同时，那李姓公安狠劲地将他手指扳断一根，当时痛得他在地下打滚。  

遭遇了如此的下马威，杨某也就只能老老实实乖乖就擒了。  

上个月的一天，公司几个人聚餐，有我也有杨某，席间，谈及此事，杨某提到那李姓公安，还恨得牙痒痒的，说到出来后曾经几次在街上遇到李某，都恨不得冲上去捅那人几刀。  

杨某和他的“狐朋狗友”们落网后，被严厉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反革命组织”的情况，但这几个均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青年工人，本来就没有成立什么“反革命组织”，所以也招无可招。  

但其中有一个县肉联厂的夏某，是个孤儿，因为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又受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的“感召”，所以就坦白交代了“所有罪行”，其中包括谁是负责人，谁是联络员，准备进行什么“反革命活动”等等，按夏某的交代，从“团伙”之一的XXX家中抄出来的一小卷铜芯线，是用来“架设电台”的器材，而XXX的妹妹——一个下乡女知青，则是“报务员”。  

夏某的如此交代，总算是跟“革命群众”的“揭发材料”对上号了。

 

夏某由于“坦白”得好，故“专政机关”先把他放了，交由肉联厂严密控制看管，结果夏某在自己的寝室中，将电线缠绕在自己的手脚上，拉开电源“畏罪自杀”了。  

夏某死后，对杨某一伙人的审讯并未取得进展，而证据呢，似乎又不太够，所以“反革命组织罪”最终没有套牢杨某几个人，杨某几个人的项上人头算是保住了。但是，在那个年头，既然进去了，就必然是坏人，杨某一伙人，分别以别的其它罪名被判了刑。杨某定的是“流氓罪”，在牢房中呆了6年。  
现在，杨某提到这些事，心中仍特别忿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