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 高司大撤退
1967年的8月10日，那天接近半夜，水陆洲上的桔洲造纸厂工联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突然叫起来了，说中央文革已表态，支持湘江风和工联，高司是受蒙弊的群众组织，听完后我半信半疑。不久河东多处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复播放这特大喜讯，虽然声音听不太清楚，但内容都是一样的，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十一日早上，见到邻居们个个忧心忡忡，他们也都听到了造反派的广播，担心往后的日子有麻烦了，因为高司宣传造反派是一批地痞流氓，杀人放火的，“六.六”惨案记忆犹新，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抹杀的印象，这些善良的教师没有理由不害怕。但都不知道高司下一步作什么打算？师院、湖大的喇叭都不广播了。
上午传来消息，攻打长纺的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都已撤回了，打长纺已打了四五天，只剩一座钟楼没能拿下来。打长纺的那几天，河西高校区特别紧张，公共汽车早在半个月前已停开了，马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的，师院还在二里半的马路上用沙石袋筑起了街垒；各村的居委会也给发动起来了，家里来了生人要登记（我老兄从北京回来，轮渡早已停开了。还是绕道黑石渡坐划子回河西的，进屋第一天就上居委会登记）；还每家派出一人，通宵达旦的轮流站岗放哨，保卫家园。我那时瘦骨嶙丁，也在村后的山上守了一通宵。
中午一点多钟时，师院的喇叭突然叫了起来，说院武装部有一批武器，让人们去领。我听到这消息，感到好奇，便邀了伙伴罗培深、孙伟安（一中高一的）和他弟弟孙慧安一到去院武装部，在路上碰到我附中的同班同学羊毛（后来我们下在同一个大队），他带一顶黑色的藤安全帽，扛着一支七九式步枪，对我们说：“是在发枪呢，可能没有了。”我们原以为是发梭标呢，听到是发真枪，马上加快了脚步。到二里半时，看到两辆解放牌卡车停在路旁，驾驶室上面都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厢前面站着荷枪实弹的“红色怒火”的人，车厢里都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仔细一看，住在我们后面的那家人，全家六七口都在车上，哦，是师院高司的头目和师院的头头们带着家属准备逃跑。
到了武装部，真的没有枪了，只有几顶武工队戴的藤安全帽，我们一人捡了一顶戴上。这时有两个武工队员来退枪，是两枝小口径体育步枪，一枝还没有枪栓的，我们一把抢了过来，他们将身上的绿帆布武装兜连同两颗土造的手榴弹一快给了我们，但没有一颗子弹。一打听，才知道是师院武工队员要逃命，纷纷把枪丢在武装部里，空手逃离。
我们捡的都是一些破枪，在河西三大高校中，就师院的武器装备最差，这是因为在“七.七”惨案后，武斗已升级为枪战了，省军区奉中央命令，到各单位武装部收缴武器，以免散落到各派手中用于武斗。河西第一站就是师院，师院乖乖的如数上缴，第二站是湖大，湖大就不卖帐，一枝不交，矿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了“七.二六”武汉事件爆发后，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湖大、矿冶都把武装部的装备亮了出来，而师院连一支枪都没有，只好把体育系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拿来充数。为了防备造反派的袭击，只好寻求“红色怒火”的保护，请他们住在院体育馆里。
我们拿着这两条破枪就往湖大走，想到那里弄几颗子弹，一路上见师院的学生宿舍都空空的了，路上没遇到多少人，都逃的差不多了。到了湖大办公楼前，那是高司湖大的总部，楼前聚集着不少人，大部分是武装人员，我们径直上楼，没人查问我们，看我们这身打扮也以为是武工队员。我们找到了总部，里面乱成了一团，许多人都在问一个不打眼的人拿主义，一打听，那人竟是湖大高司的头目，他也六神无主，他系手枪皮带时，因上面有手枪挺重的，系了几次都掉下来了，周围的人就笑话他是吓得手发抖了。他身边的一矮个子，农村人打扮，却全副武装，手提一只中号皮箱，他就是高司的出纳，那皮箱里全是钱，头头要他用性命来保护好这笔钱。我们觉得湖大的高司还是挺傲的，不象师院的，一盘散沙，闻风而逃，跑的比兔子还快。
我们在那里没找到小口径枪的子弹，继续往南朝矿冶走去，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马路上已有不少人在往南逃了，这些人都是高司的成员和支持高司的老百姓，他们已得知高司要撤离河西了，担心遭造反派的报复，也纷纷向南逃离，沿途有不少人加入到逃难的行列里来。过了湖大棉花厂，马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人流中不少是拖儿带女举家而逃的，在烈日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有挑担子的，有扛箱子的，甚至有个老太婆提着一只老母鸡在人流中蹒跚。逃难的人群中高司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武装人员不多，他们大都只带一个挎包，他们是要逃往到湘潭。而老百姓却是漫无目的地的跟着高司的走，有的是想投亲靠友，有的只是想躲到附近的农家避几天再说。
默默的人群朝南缓慢的移动，突然一声枪响，人群象炸了窝似的，有人惊恐的跑了起来，有人吓呆了站立不知所措，相互间呼叫着亲人，四处传来小孩的哭声，马上有人传话过来是枪支走火，大家虚惊一场。这逃难的情景以前只在电影中看过，想不到现在却真实的展现在眼前，这悲戚的一幕，多年后我都难以忘怀，解放快十八年了，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竟重现逃难的人群，这老百姓何罪之有？要作这个孽？
还没走到渔湾市，我体力不济了，那两年我高度贫血，是班上的第一病号，这个中午在烈日下奔波近三小时，人有些虚脱了，见此状况，我的伙伴们决定打道回家，再走下去可能也找不到子弹的，我们身无半文，也没同家里打招呼的，更不想去湘潭，还是回家观望再说。快接近师院时，路上几乎已见不到人了，只碰到一位拖板车的大伯，他以为我们是要去抵挡造反派的，好心的劝阻我们：“伢子啊，去不得啦！会被打死的。”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解释是回家，他才放下心来。
到了我们村子附近，因怕家人看到我们有枪，没敢进村，就从村后绕道上了山，将破枪和手榴弹藏在茅草里，坐在山上居高临下观望。看到湖大武工队一行二十多人，爬到我们对面的凤凰山上，埋伏起来，这里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山下只一条狭窄的马路通湖大，“二.四”前夜湘江风雷冲击高司的队伍就在山下遭到围堵的，可惜历史不会重演了，就在“八.一九”快一周年时，响当当的革命小将一夜之间竟成了流寇。我们紧张的注视着，快有好戏看了，可惜半个小时后他们悄然的撤走了，看来他们是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的。
两个月后，我遇到了与湖大一起撤退的好友姜新纪（他后来下放在飞山），他告诉我，湖大当时举棋不定，想固守，不想撤离，怎奈何师院跑光了，北面是敞开的，孤军难战，只得忍痛撤离，丢下了众多的物资，光子弹都好多箱。他同湖大高司总部的一百多人，当晚是撤到岳麓山的顶峰云麓宫，第二天的清晨才从后山下山步行去了湘潭锰矿，途中没发生战斗。
我同学羊毛也去了湘潭锰矿，在路上有人用一支56式冲锋枪换走了他的七九式步枪，他开始还以为占了便宜，后来才发现冲锋枪没撞针，吹火筒一支。到了湘潭锰矿找到了附中的队伍，就住在锰矿了，在那里他们常唱“在松花江上”这支歌，把松花江改成湘江，九.一八换成八.一一，以对附中的怀念。过了几天，他在株洲桥梁厂的姐姐孤身一人，冒着风险来到湘潭寻找他，打听到他在锰矿，好说歹说的把他劝了回去，赶上了最后一班去株洲的火车，以后火车也停开了，湘潭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以上是两个小插曲，言归正传，当晚河西三大高校全部人走楼空，停电停水，一片漆黑，苦了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教工家属，提心吊胆的渡过了一夜，造反派不知底细，没有冲进来，他们是第二天进驻河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