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湘西，国人自然会联想到“土匪”，因为建国之后政府军确实曾在这一带剿杀过10万所谓“匪众”，所以自然而然的按照现代许多人喜欢“断章取义”的习惯，湘西便成了匪乡，提起湘西人也就成了“匪窝里”的人。
然而看待土匪，我们不要以常眼的目光只局限于打家劫舍的强盗，而应该从历史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湘西是湖南西部的怀化、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的全部，甚至可以延伸到常德的一部分。是湖南省的“西北门户”，与湖北、贵州、重庆三省市接壤，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是兵家必争的要冲重镇。而三湘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又极为特殊，这里是荆、楚、蛮、荒之地，其民风强悍，先秦楚国就有7年不战视为国耻一说。加之这里的民族多以三苗为主，从汉至清，民众为反抗压迫，无不是拿起锄头上山自卫，所以与政府可谓是屡生战端。至清末，太平军席卷江南，曾国藩、左宗堂、彭玉麟等夹数万三湘之勇，抵住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侵席，保住了垂死的清王朝。而这基本上全是仰仗湘勇的骠悍之风，使战场对手闻之丧胆。至民国初时，三湘重阵便成了国民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至1930年左右，部分地方军阀对百姓征收的苛税，使湘民生活日益窘迫。抗战中期，国军屡败，丧失国土，日寇铁蹄踏入湖南，三湘之士又以坚壁清野的英雄气慨自毁家园，与日军决战，这无疑又加深了这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抗战胜利之后，地方军阀依然回乡盘据，占据要冲，横征暴敛又欺压少数民族同胞及农村百姓，是以三湘之众便以自古以来“不服周”的传统，啸聚于大山之中与官府对抗。最后到了建国之初，政府军兵临城下，面对着文化少又骠悍的这一鼓民间武装，如果以招扶做为大计，无力会牵扯大部南征的兵力，也影响战后湖南建设，于是便开始以“剿匪”的名义开始清除地方武装，并对反抗的无知百姓进行镇压。当然，在湘西的10余万的土匪中，也会存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匪类，但这些匪类只有两种：一是国民党败兵；二是真的土匪，但绝大多数都是被由清至建国长期的历史环境逼上梁山的劳苦大众。而这些人，在放下枪之后，又先后有30000余人奔赴朝鲜战场，并将鲜血留在了鸭绿江上。
所谓‘土匪’是指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扰乱社会治安，欺负人民群众。其在人文中即代表：‘野蛮、粗暴、残忍’。有人说‘土匪’不是罪名，但却忽略了它是代表着一系列罪名及恶名的集合体。因此冒然的将湘区定义为匪区、匪窝着实是一种对湘西人民直爽，纯朴性格的一种曲解和侮辱。这种曲解来源于人文当中的“以点带面，以面带体”。使湘西这个古老的地方，这个历朝历代都想争服的地方，这个反对政府欺压最多的地方扭曲成为了土匪最多的地方。我想，如果民众有饭吃，有自由，有平等，谁还会拎着脑袋上山与政府对抗呢？
人们对土匪还有一种理解，这便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而湘西地区之所以落后，想必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吧，湘西在几百年匪患当中，也出现了四大名镇：里耶、茶垌、王村、沱江。也出现了沈老《边城》中“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的人文背景。这一切说明，湘西除了有‘匪’也是有人才的。在近代，这里人才辈出的则更是湘西地区最大的特点。南京大学出版《中国近代名人录》中，湘西就有两位，熊希龄（民国第一任总理）和瞿方书（宋教仁挚友，《临时约法》主笔人）；在文学界，更有两位文学巨匠沈从文和胡楚卿；六位南社诗人：田星六、田名瑜、瞿方书、杨曙、吴侃、谷梅桥和贾文琏等；画家黄永玉和歌唱家宋祖英，等等，等等。真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经过全面的剿匪之后，湘西人，在剿的过程中死去一些，后一大部分又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回来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再之其所留下有文化的子女，大部分流落他乡，有如惊弓之鸟，有家不能归，不想归。给湘西留下的又是什么呢，除现在的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落后，还有什么？而我们仍对这种历史下产生的湘西以“土匪”称之，我们又是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呢？
从现在看来，湘西剿匪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今已是新中国的太平盛世，湘西地区也在外界的帮助下，慢慢的发展起来，渐渐的与其它地区的文明接轨。土匪一词本应随着历史成为过去。但随着外界抱着对湘西神秘和不解的态度，一直以来不断的对‘湘西土匪’进行放大和加深。直到现在‘土匪’仍然成为湘西对外最大、最深的印象，这在一个高唱着“和谐”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应该出现的，如果出现了那就代表着政体有问题、民主还不能普遍、平等更不能普及。
我们湘西学子外出求学，很多会被盖上‘土匪’的帽子，女生则被称为‘土匪婆’。学生不以为然，当着同学之间的嬉戏罢了。然学生们的天真，是由于学生们天南地北、从小受到各地的教育，而反应出了整个社会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歧视。一旦湘西学子和外地学子发生冲突，这种潜在态度就会无形暴发出来，影响到学校对于湘西学子偏过处理。小到口头上的，大到处理结果的偏向，甚至张嘴闭嘴的直指湘西人。
而到湘西旅游来的游客们，来观光之余，多少有一种到了‘土匪窝’的心理。这种心理起初是好奇、新鲜。然则一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那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也会跳出来。全然理解为是受到了被土匪欺骗、欺负，并再次扩大宣传开去。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却最终弄成了地区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大问题，完全忽略了社会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国家政策对这里的影响和国人舆论对里的影响，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公平、公证吗？
其实这些问题发生在其它地区，只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如在广东深圳一些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城市中，发生更冲突是非常多的，街头行抢和与警方枪战屡有发生，娼妓横行、行骗满地都是，各种皮包公司林立于城市之内，而因为这里种种优越条件和历史因素，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反而又在某种理由下“习以为常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找不到与之相符的文化称呼这种现像，所以自然就会用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所必然产生的。而对湘西，这种土匪文化则让湘西成为众矢之的，变成了这里是历史遗留所必然产生的。这对朴实不争、但直爽不服的湘西人民，既在生活上曾受一些不明土匪糜烂，后又在文化上受到不公平待遇。
纵观今天，湖南有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名镇，一个名村，前两者皆在湘西，那便是凤凰城和里耶镇。这说明湘西地区历史文化悠远深厚，人杰地灵。自远古时期，就已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中华文明后历代统治者为达中央集权，对湘西人的安于己、乐于己，不服统治的态度进行征伐，年年征战、代代为兵练就了湘西人彪勇强悍的民风。而这种民风却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英勇的数笔。然而，这些的一切，现代的国人又有谁会重视并为之一看呢？我们再从“湘西土匪”这句人人传谓的词语中来解读，沈老是这样解释的：“湘西地方固然另外还有一种以匪为职业的游民，这种分子来源复杂，不尽是湘西人，尤其不是安土重迁的善良的苗民。大多数是边境上的四川人、贵州人、湖北人，以及少数湘西人。这可说是几十年来中国内战的产物”话虽说的主观，但谁又能有沈老这般了解“湘西土匪”呢？他不就也是“土匪”出生的吗？问题说明了土匪的层次丰富，来源也比较复杂。他们或官或匪；时而杀人，时而也救人；有的打劫商贾，有的却又兴资办学。如果对湘西势力不加仔细区分，统统以土匪称之。在解放初期尚可理解。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仍以土匪统称之，未免不合精神文明建设之基调。更何况现在的‘土匪’是针对整个湘西地区的人民。
然而，湘西人民那朴实不争的性格，表现得对名利淡泊，于恶名也不与世争，更乐于自我理解的“土匪”之中。他们认为‘我是什么？不论别人怎么看，怎么叫，只要自己心理明白就可以了’。更反以‘纯朴、豪爽’的性格来‘曲解’土匪，出现了以‘湘西土匪’为文化的产品和产业。实让人哭笑不得：笑因为湘西人的这种对家乡的执着世间少有，且难能可贵。也确实感动着身边的人，台湾诗人杨牧对他的老师胡楚卿说：“你有湘西，我没有，可是不要紧，我可以听你细说那一切。”胡楚卿乡愁情绪的培育、感染，洗滌出了年青诗人敏锐沉鬱的心思；哭则哭其塾不知这是一种潜在文化危机，一但世道变之，则后患无穷，这在历史上已有过多次教训：从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武陵妖魔化湘西；到唐末的溪洲之战，立下“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约定；清乾隆年间，由于朝廷官兵滥杀苗民，引发了乾嘉苗民起义；再至解放时的剿匪。这其中无不有一种共性，以类似于‘匪’之名政治的宣传，从开始到结束。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简单的敌我思想。但我们把思惟向未来望去，能否看到这些问题呢？这种敌我思想不就是从平时潜在危机转化而来的吗？
治国，应该首倡“民本”，即以仁治，民本为中心，那就要对各地实行开化和教化，以招扶和安民为主，只有这样，才会使人民生活的更好。人民生活好了，没有压迫和剥削了，就自然没有了反抗，而成政府所期待的“永顺”——永远顺服，“怀化”——怀柔安化，“保靖”——永保绥靖等等，那种以湘西这片重山迭岭滩河峻激的地域里中心，演化着对不同民族和劳动者的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
看看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吧，对“东亚病夫”唱出“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蝶彩峰岭，问我国家那像染病”。而我们现在唱的国歌，不就是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头的吗？所以，做为湘西人，我们沉默了几千年，现在“起来”，并不是要与人争什么“我们不是土匪”，也不是想证明我们了不起，只是要告诉人家，我们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这就是尊严。“我们”更包括现代和历史上的湘西人，不能再人云匪，我亦为匪,亦要为匪。而要让世人听湘西人说说真正的湘西，了解的湘西更多的历史渊源，之后的评价也自然公道。也要让现代湘西人明白我们必须做得比一些没有‘土匪’的地方更好，才会让人接受。这样子不仅仅是我们为湘西感到自豪，也更能让世人因为中国有湘西而自豪。
酉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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