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下的悲情 （二）
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我们妇女包工锄这一大片棉花草。当时，潇潇是作业组的记工员。傍晚收工的时候，潇潇和队长老婆吵起来了，我走近一看，队长夫人正气呼呼地说：“你自己锄的地上也找得根把草出来呐！莫逞狠！”“我锄得不好我返工，你锄得不好也得返工！”说完潇潇顺手在她的棉花厢子里拔出一把草来：“你看，这哪象锄过的样子？”“你就会跟我们贫下中农过不去！”队长夫人看也不看边说边扛起锄头回去了，留下我和潇潇气愣愣地站在那里。晚上记工分的时候，潇潇提出要她返工：“大家明天可以到地里去看看，该返工的就要返工！”“你找什么岔子！”队长夫人大动肝火：“你根本就没资格当记工员！你是什么货色以为我们晓不得？”她扫了一眼屋内发出一阵冷笑，小屋子里一下子哗然了。“做得不对就该管嘛！”屋角里响起了不平的声音，我一看，是我们队里的回乡青年张良。潇潇并不示弱，提高了嗓门说：“我是什么人？我是知识青年，是毛主席要我们下来的，错了？维护集体的利益，也错了！”队长见状马上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潇潇讲得对，明天我们再去验收一下，凡是不合格的，都返工！”不知谁在底下咕哝了一句：“好大的口气哟，哪个来接受再教育？呵？”听到这话，潇潇再也忍不住，丢下记分本跑了出去，我急忙跟去，只见她跑进宿舍伏在床上抽泣，经我一番劝导，她才抬起头说：“这个队长的一家，是谁也惹不起的，四清的时候，我们批判过他，他们不怀恨在心？说知青来扯薄了社员的被子，不就是他们放的风？现在又当权了，我们有好日子过么？”……第二天，我们重返了棉花地，虽然最后潇潇闹赢了，但记工员的差事她硬推给了我：“你干合适些！”事后，我还老埋怨她没有活学活用主席著作，遇难而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学用，也没有“立杆见影”……
转过弯子，我继续朝木园走去，在一片矮树丛中，高耸的樟树仿佛张开手臂在迎接我，那里是我和潇潇经常谈心的地方。潇潇，原谅当时比你还单纯幼稚的挚友吧！青春的小河，在生活的礁石面前，激起了那么多令人心颤的浪花……
随着队长安排的劳动越来越不照顾，潇潇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了。白天，在男人们裸身只围一条帕子的稗草田里，经常也有潇潇一身泥一身汗一身石灰的身影；黄昏，通往大樟树的那条小路，踏满了她徘徊的脚印。社员们对她也有看法了，说她劳动不如以前，也不大爱和别人接触了。床头一大叠书籍成了她唯一的慰藉。有时深夜，她还独个儿坐在溪水边，唱着那支苏联电影歌曲：“当年我的母亲……”，我多次找她交心，奉劝她甩掉家庭包袱，摈弃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当文化革命的闯将，她就是死心眼。她心底里，我也知道，很痛苦，很迷茫，怀疑我们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她变得越来越孤僻了；而我，当时倒越来越走红，大队领导一时头脑发热，还让我当了一阵子本地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我的革命热情越高，就越恨她这块铁不成钢。“你革命！你好！”她总是以这样的舌剑招架我的唇枪：”什么红卫兵！组织不需要我，我也不稀罕它！你革命，我认命。”一个从不疑神信鬼的知识青年如今也相信命运了。她看淡了我们的友谊，命运却向她抛来一束爱情的山花！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