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暴风雨中的“海燕”

莫洛/文 马成方/图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在抗战中又是海防前线，且一向文风鼎盛，因此抗战开始后，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版，如《救国导报》、《动态》、《联合》、《生线》、《洲际》、《先锋》、《老百姓》、《抗战漫画》等等。海燕诗歌社和《暴风雨诗刊》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战时温州，要成立诗社、编印诗刊，首先要归功于青年诗人唐牧。唐牧原名唐景崇，他原是南洋新加坡一带的华侨教师，因抗日战争爆发特地回到故乡来。当时他在瓯江北岸的一所乡村小学当校长，为了要在温州创办诗歌社，他约了几位写诗的青年———胡今虚、孙哲文和我，连他自己总共不过四个人。后来因时局紧张，出版越来越困难，诗歌社的一切工作便仅由我一人来负责了。
    1938年海燕诗歌社成立。1939年2月出版《海燕诗歌丛书》第一种。此书为32开本，共计50余页，以政治抒情长诗《叛乱的法西斯》为书名。全书共收诗15首，有唐牧4首；孙哲文4首；胡今虚3首；我除了长诗《叛乱的法西斯》外，还有3首诗，篇幅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以上。
    《海燕诗歌丛书》除第一种已出版外，原尚编有第二种唐牧的诗集《游击队的母亲》，第三种陈如旧的鼓词集《大时代的插曲》和第四种孙用译诗集《疆土颂及其他》。后三种因战事关系和经费困难，以致搁浅，未能出版。
    在海燕诗歌丛书《叛乱的法西斯》上，印出了《暴风雨诗刊》的出版预告：“我们在暴风雨的动荡中，在血肉的搏战中，愿以强烈的斗争意志，把握住诗歌的武器，据守在自己的岗位，献出我们的生命来向暴敌抗争！———这诗刊在暴风雨中萌生，也将在暴风雨中成长，它是以现实的血液来滋养长大的。”而且注明诗刊将于“四月开始出刊”。
    诗社开始与各地联系后，很快得到了诗人们的大力支持。陕北延安诗人海稷寄来诗稿，并在信中说：“从这便知道了还有一个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海燕诗歌社。我们应该援助它，让这只海燕在暴风雨中飞旋，在全国翱翔———从江南到西北，到遥远的堪察加。”聂绀弩从金华来信，并附寄了诗人辛劳的长诗《望家山》。后来辛劳自己也从皖南新四军疗养所寄信来，说：“在中国今天，诗歌的天地还是小得很，虽然在抗战后已经开展，被人注意得多了，但作为这大时代的进军战鼓与历史的里程碑的诗歌，我们需要更响亮更开朗。”此外，各地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也都来了信，给诗刊称赞和鼓励，相互间加强了广泛的联系。
    《暴风雨诗刊》的另一特色，是把木刻、歌曲这些艺术形式与诗歌配合起来；在诗歌方面则以抒情诗为主，又有译诗、报告诗、长诗、通俗鼓词小曲以及诗论等。
    在战争年代，要编辑出版一份刊物极其困难。从1938年开始筹备组织诗社起，直到1939年10月，才出版《暴风雨诗刊》第一辑《海燕》。《海燕》的编校后记中曾说：“……浙东沿海风云的骤变，像浓厚的雨云遮住了太阳，一切都显现了空前的恐怖。温州全城曾经一度变成阴森的死城，隆隆的炮声的威胁，敌机炸弹的狂炸，使《暴风雨》在孕育期中，就怀了一身的硝烟气———她是在爆炸声和炮轰声中长大的。”当时的温州，除了日寇的炮火外，政治形势也相当恶化，国民党图书审查机构多方阻挠，寄发出去的诗刊又被扣留。
    诗刊是自筹经费出版的，抗战青年经济十分拮据，有的人将身上仅有的一元两元，甚至一角两角钱都拿出来帮助诗刊出版，十分感人。诗刊原定每两月出刊一次，但因各种困难，第二辑《风暴》直至1940年5月才得以问世。第三辑原定名为《太阳》，因政治形势险恶，即胎死腹中。在此情况下，我已无法再留温州，党组织命我隐蔽起来。到了这年的10月，又令我离温到皖南新四军，从此海燕诗歌社和《暴风雨诗刊》便终止了活动。但它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