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新强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一生中有过二次“插队”生涯:第一次是1969年初“一个面向”之际,与班上的同学一块,由省城下到了湘西农村,做了“插队”的知青。第二次则是在1988年“洋插队”,不远万里,去了美国。
前不久,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你那个同学混得可不怎么的。。。他的太太还几个月没能拿到工资了。为什么?那老板也是中国人,自己都破产了,拿什么发薪水!”
说的就是林新强。
林新强与我都是从省城那所有名的重点中学毕业的,人生几经周折后,十九年前,他去了美国,好象是去读博士什么的,当时去的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那阵,我们这些同学中,大多还象我这样,不是小干部,就是工人,或者中、小学教师。当时,林新强是大伙的羡慕对象,也是一个妒忌目标:又是大学教授,又能去美国深造,谁有这么牛?
早二年,林新强出国后第一次回来,班上有热心的同学,召集到能够喊到的同学,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酒会,兼到歌厅卡拉OK唱唱闹闹。十几年没见了,自然很想会会面,应约去的人很多。
聚会的气氛很热烈。
对林新强的问侯,对现在美国社会状况的询问,接下来更是一茬又一茬地对中学生活的回忆,包括对红卫兵与知青时期的种种悲欢,在新心情下的理解与回味。。。欢歌笑语与伤感悲戚交错涌现。
整个聚会期间,林新强脸上都挂着含笑的感动。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个会喝酒的人,但那天的聚会上,他对每一个向他敬酒的同学,不论男女,都高兴地作了小口的回敬。
卡拉OK途中去上卫生间出来时,我与他在歌房外走廊边的沙发上,小息了一会,在我的主动下,两个人也趁势聊了一阵。林新强依然笑容不减,只是我注意到,他的两鬓已全灰白,额上的皱纹也细密细密,对比我印象中他当年的那份英俊潇洒,苍老一词,已不再是对他的形容,而是写实。
“你觉得国内变化得怎么样?”我问。
“太大了!简直就变得我不认识了。如果不是人家告诉我,那条五一路,我真会认不出来的。”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高楼,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宽阔的马路,滚滚的车流。。。还有这卡——什么OK,在美国是没有的,这一切,简直比我在美国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中国,还要令人激动!”他说。
看得出,他说话时,是真情,而不是做作。
何况,他说的这些,我们在国内的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
“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我想了想,好不容易才小心的发出这个敏感的提问。
我们同学都对他在那边的日子,做过一些猜想;也有人从美国回来后,传出过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但评论都是一样:不妙。
他摇摇头,笑容中显露了淡淡的苦涩:“一般般。”
“现在你从事什么工作?还是教书?”我问。
“早不教书了!用你们的话讲,现在是打工。在一家装修公司搞设计。”
“刘玲呢?”刘玲是他的太太,也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较他迟一点出的国。
“在一家公司做销售。”
“那不错呀!”我言不由衷地用夸张的口吻吐出这话。
“什么不错!嘿,混口饭吃而已!”他却又摇了摇头,毫不掩饰地对我苦笑着说。
我们在同学时,俩人关系就很铁。在整个晚上的聚会上,他都在脸上挂着的自信,此刻,则轻轻地全退了下去。他细细对我说了他的生活状况详情。的确,照他说的那样,按他曾有过的理想,那不是在“生活”,而只是在“活着”。
林新强原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大学副教授,他是那时被称为“破格提拔”的那批正、副教授的年轻姣姣者之一,即便他不出国深造,这些年下来,就凭熬,他也是可熬出一份舒适不过的日子的。他的太太刘玲,外语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省外贸搞业务,那阵常能买到一些让其他女士眼红不已的国外新商品。两口子当时那份生活,虽还没有到暴富程度,但也可算得上是早已小康有余。但是,他虽是早早出了国留了洋,“起了个大早”,可现在,却落得过连“晚集”也没赶上。不说那些通过出国,因而能在国内牛气十足的“海归”,就是国内这些同学,也很多都弄出了个人模人样,厅级处级与百万、千万富翁的不说,有车有房并经常出国旅游者,已不在少数;就是连我这样的平庸之辈,也都能混出个有房有车,从而过上小康之上的日子。
可林新强,这个当年的姣姣,却只落了个“活着”的水平。
导致他那蒸蒸日上的生活轨迹发生逆转的原因,是学潮中的那件事。
历来热心热肠富有同情心的他,在美国“洋插队”期间,又做了一回“红卫兵”,并采取了一个极端行动,不顾后果地支持了远在国内那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当一切都归于平静后,他的生活,却再无法回到原地。他的专业,如果不回国,在老美那儿,则用处不大,尤其是于个人谋生不易。然而,十多年中,他却回不了国。是他自个儿不敢。热血直涌时做的那事,太出人头地了,甚至至今国外有些书报上,还记录着他当年的那个冲动。滞留于美国的什么“卡”,虽然美国当局给了他,可是,在美国,却没有人会为他安排等同于国内的那份工作。有人是千方百计想窜到美国去,可他,确是并不情愿地留在了那儿。
“于是,从那以后,我便没有了事业,没有了追求,也没有真正的生活。现在,纯粹是单枪匹马的在生存着。”他仍是不断地轻轻摇着头,说。
我无言以对。
“真想不到,我的人生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转弯。”他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
“你应该做生意。”我愚蠢地这样说。
“你看我是一个能做生意的人吗?你还不了解我?试过,全是赔!”他笑了笑,说。
“你可以找朋友们帮帮。他们至少知道你吧?”我继续犯着愚蠢。
他还是涩笑:“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要忙自己的生活,谁还记得你有过的慷慨与激昴?!”
早有人告诉说,这些年,在美国的同乡同学什么的,虽然大家都对林新强保持了一份出于礼貌的笑脸,然而,那次学潮过后,相当多人在其内心里,却都有意无意地对他关上了深具理智的门窗。国内,始终是很多中国人在美国进行拼搏的后方与退路,谁都不想因为什么,通向大后方之路被切断。虽然,没有什么人或没有什么方面,正式宣佈过林新强已不再拥有强大的后方(实际上他一申请回国,中国领事馆便立马给他办了手续),但历经过或听说过以往国内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哪怕是到了国外,则仍免不了受以往观念的影响,因而,自觉地远离林新强,不使自己被有关方面认为是与林新强有亲密关系,便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守则。由此,看不见的隔离圈,让林新强实际生活在一个几近被客客气气地孤立的地位,由此,很多人生的机会,都一一与他无缘相会。而有时,本来,只需一个机会,他的生活又可能在新轨道上重新放出光彩的。
我又只能无言。
他也不说话了。隐隐约约,我发现,他那黯然的眼中,有了些湿润。
他见我望着了他,便下决心似的长叹了一声,并说:“二十岁那年,读基辛格的一本什么书,上面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赞扬别人不需付出代价,同情他人则定会作出牺牲’。这话,绝了!一同情,就将自己全同情进去了!而且,再也没有人来同情你。大家都又各走各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不由心头一震。
他说的那本书,我也读过,外交大家基辛格博士的那句话,我也记住过。只是,林新强从他心底里这么回放出来,我才深深感到了那话的内涵之巨。
好一阵,两人都没说话。
林新强站了起来,说:我们还是进去唱唱歌吧。
我连忙也站起来,但拉住了他,说:“回国来吧!国内你肯定还有机会的。”
他转过头,深默了一会,有些凄凉地说:“对我来说,现在,进退,都是两茫茫。”
我不很肯定地说:“不一定。”
他无奈地笑笑,说:“象我这样的年龄,命运还能有让我重生的时间?你也不会相信吧!”
走过来几个说说笑笑很是开心模样的同学,一见到林新强,便大呼小叫的:“林新强,你们躲在这里倒是清闲啊!”
林新强拉了我一下,也笑呵呵地大声说:“走!我们唱歌去!”
我再也没有了唱歌的兴致,脑子里只是不停地转着基辛格博士的那句“名言”。
沧海桑田,人生无常。
看来,现在,懂得保护好自己,的确是人生的第一首要。
任何形式的冲动,不论其性质如何,其后果,总离不了要由冲动者“买单”。点燃自己,而照亮别人,的确是能被人称颂的善行义举。但是,若纯象蜡烛那样去燃烧,最终以“自己”为牺牲,则实属是对自己的委屈,也似乎是不智不宜。
不愿平庸,也不想完全牺牲,这二难之题,如何解答?
不如做只手电筒,有时能为他人驱走一下黑暗,却又并不致会耗完自己,而尚可用其,来照亮自己应能争取的前程。可否?
2007/7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