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每遇到小学的同班同学，大家总要谈到当了我们六年的班主任张孝喜老师，无不充满着对她的深深敬意和怀念。
1956年秋，我们刚迈进文庙坪小学校门，当我们乙班的班主任是另一位老师，不知是我们班难管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位老师当了几天的班主任就不管我们了，学校另派了一位的女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她就是张孝喜老师。她接手后却当了我们班六年的班主任，并一直教我们语文课。张老师梳齐耳短发，面目慈祥，衣着朴素，我印象中她一直穿腋下系布纽扣的妇母装，很少见她穿一些女老师常穿的时尚服装。她走路步伐轻盈。同学们见到了她很自然产生一种亲近感。
1956年至1962年我们小学毕业的这六年中，是我们国家政治风云变幻、多灾多难的六年。张老师的丈夫李先洲老师是长沙二中的教师，57年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而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而一直闲置在家。张老师满面笑容的目光仍无法掩饰的忧虑，她忍辱负重仍将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教育我们学生身上。
张老师当班主任时，在刻章社为全班每一个同学刻了一枚木制印章，这批印章她一直用来制作班级花名册、座位表、盖作业本用，既实用又便捷。小学毕业时，她把每个同学的印章送给同学。这印章可能是我们的人生获得的第一枚私章，我的印章一直珍藏了三十余年，可惜早几年搬家时不填丢失了。不知哪位小学同学还保留有这宝贵的纪念品？
她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我们班上有位姓赵的男生来自农村，可能没有母亲，而被寄养在长沙一位亲戚家，他学习基础差，加上家境贫寒，整天穿的是破旧土布衣、扎兜裤，头上因发癣有一块没有长头发的疤，而被同学取小名称为“光洋”，因此他常受一些人的歧视与欺侮。张老师却将这位同学列为她重点辅导学习和帮助对象，经常为赵同学单独补课，衣服脏了为他洗、衣服破了为他缝补，使赵同学深受感动，当时他真想当面叫张老师一声：“妈妈”！小学毕业后，赵同学不忘师恩，坚持每年登门去探望张老师，帮助张老师家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文革期间也未间断。张老师的丈夫李老师病逝时，他在李老师遗像前深深磕了三个头。多年后赵同学回忆这些事时说，他是从张老师那儿才真正感受到了深情的母爱。
在我们国家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张老师带领我们班同学在旧培英学校的一块空地上开荒种菜、种南瓜，安排同学每天轮流去菜地浇水除草，使我们既学到了生物知识，又培养了我们劳动观念。农作物收获时，张老师将全班聚在一起野炊，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笨笨牛总忘不了我奉张老师之命，挨家挨户到同学家去收用来聚餐炒菜的油盐调料和锅盆炊具。）
那年月学校政治宣传任务多，张老师的大女儿(著名歌唱家张也的妈妈)是省花鼓剧团演员，张老师常叫她来辅导我们班同学排演节目，组织我们敲锣打鼓上街宣传演出。张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方法，我们乙班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年级名列前矛。小学毕业考初中，我们班考上重点中学长沙市二中的人数在同年级中数最多，张老师的功不可没。
90年代初，我从外地调回长沙，曾和打油匠等一批小学同学一起去看望了张老师。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仍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数落我们在小学时各种往事。她依然和善的目光里，不再透出当年无法掩饰的忧虑，而是满腔的喜悦。
大约六年前有一天，我在南门口突遇大雨而到一个商店避雨，在商店里又见到了张老师。张老师苍老多了，她高兴地与我谈到她的外孙女“小猫子”(张也的小名)，张也从小就与外公外婆与姨妈在一起生活，并在长郡中学读初中。张也当年已考上了长郡中学高中，但她对艺术的爱好和挚着追求，在其父母亲支持下，毅然去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并学有成就而赴北京深造。张也这一辈人没有再遭遇过她妈妈及姨妈(也是文革前下放到江永的知青)背负的其外公的政治历史包袱，可以尽情创作和演出，而成为了著名歌唱家。张老师为自己家中培育出了张也这位歌唱家而感到欣慰和自豪。我们谈了很久才分手，张老师还叮嘱我，下次“小猫子”回长沙了，一定去她家玩。我没想到这一次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老师。
那次见到张老师后不久，在附二院当医师的姐姐告诉我，张老师生病住院了。我却一直未能抽空去探望她老人家，后来却传来了张老师病逝的噩耗。未能再看上我的恩师一眼，成了我永生不能弥补的遗憾。
武陵打油匠说得好：“人一辈子，都有自己值得敬仰的人，张孝喜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当年，从她和善的目光里，透出无法掩饰的忧虑，那是她在逆境中挣扎。她一生中，以平民教师的良知，给学生指出一条简单而又难以走得完美的道路。张孝喜老师是见到了春天才溘逝长辞的，在她的学生中，没有款，没有腕，没有风云人物，都是些脚踏实地的普通劳动者，她应含笑九泉了……”
张孝喜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很可惜手头只有张老师这张不清晰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