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途
北闯安徽
1970年7月，看来是走投无路了，背着“反动知青”的罪名，我逃离了江永县。一想起批斗场上捆、绑、吊、打的情景，总有些惊魂不定。刚一回家，派出所的人又上门训斥，勒令立即回乡，否则即予遣送。晚上，弟弟的同学来敲门，我以为查户口的又来了，吓得翻墙而出，事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但仍不敢回家，于是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那天，正在街上游荡，碰到同公社的知青李为贵，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周哥，这些日了到哪里去了？有人还说你自杀了呢，看到你我就放心了，我正找你有事，走，我们一起吃面去！”
算是他为东，请我吃了一碗光头面。为贵边吃边问我：“我倒有个好去处，你去不去？”“能住有吃就行。”我立即答应，这是我当时最高的生活要求。
为贵的老家是安微省利辛县，解放前，他父亲被抓了壮丁，后来在部队混上了个连长。解放后，由于这段历史，成了管制对象，为贵当然也跟着背黑锅。1964年和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起戴着红花下放到江永当知青。前些日了他去了一趟安徽，回到老家三黄寨村。他的叔叔、伯伯是贫农，跟大队公社干部还有点沾亲带故的。亲戚们知道他的苦衷，劝他说：“你父亲当年是五花大绑走的，谁知道绑出了一个军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干脆回老家，回来你就是贫农，在家里挣工分吃饭，谁也不会欺负你。”为贵一想这话也在理，在当地住了几天，虽说苦，却还舒畅。看到当地肥皂紧缺，突然想到我曾有办小肥皂厂的念头，特来邀我同去。他许诺，到他家保证我享受“贫农待遇”。我虽觉得事情太玄，却挡不住贫农的诱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迫于生计闯过关东吗，我何不去闯闯安徽？
下一步就是考虑具体的计划。两人口袋里总共12元钱，这点钱好干什么？ 为贵心中却暗有打算。
第二天，我们花8元钱在南货店买了8斤茴香，然后用塑料包了两层，打成一个背包。傍晚我们偷偷溜进长沙北站，看准了一趟往北开的货车，爬了上去。火车经过湖北，车站查得很严，我们就躲在货车里，饿了吃法饼，渴了喝凉水，车子进入河南才松了一口气。这里“外流”的人特别多，爬车已经习以为常，烈日下大群农民坐在敞篷货车上，每人背上一只细而长的口袋，装的是高梁、小麦、玉米、地瓜干，都是出来倒腾粮食的，有的是倒个差价，有的是细粮换粗粮，因为粗粮比较容易填饱肚子。我们也加入了这支“外流”大军。我旁边坐着位大伯，居然隔着塑料袋闻出了茴香味，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兄第，你的茴香能卖上好价钱，每斤七八元钱。”我心里一紧，对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别紧张，我可不是‘打击办’的，一不抓投机倒把，二不反资本主义，你看车上这么多人倒腾粮食，还不是换点吃的，谁能当上资本家？”我没有答腔，对阶级斗争这些话题，我总是有些过敏，还是李为贵插进来用安徽话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轻松了一些。到了徐州，转乘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马店镇。在镇上，为贵用茴香换了六七十元钱，有了本钱，心里也踏实了。
“五七牌”肥皂
一到三黄寨村，他的叔叔带我们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我们的来意，表示欢迎，但对我们能否制出肥皂却将信将疑，要我们先试一下再说，并把我们安置在荣誉军人李为相家里。李为相在朝鲜战场负了伤，一只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粮食补助。1960年过苦日子时，他总是匀出一半补助粮食给弟弟，老婆不答应，他一气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从此成了单身汉。李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墙是用泥巴垒的，很矮，房顶结构看来很别致，用杂木棒、向日葵秆、麦秆编织而成，外面糊上泥，颇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带我们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门口种着几颗白杨树和槐树，周围是队里的庄稼地。这里属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马平川，火红的太阳灸灼着每一个角落，丝毫也不比南方的日头逊色。夕阳从远方的村庄后落下，家家屋顶冒出缕缕炊烟。因为没有山坡，没有树林，没有高大的建筑，也就没有荫凉，夏日的傍晚显得比南方还热。入夜，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们都睡在村口的打麦场，老少爷们都将裤叉挂在树上，光着身子睡觉，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还会乘凉。
第二天，我们在李为相家里架起两块石头，放上个大陶钵，用牛羊油和烧碱开始了土法制皂。熬了十几个小时，油和水总是不能相融，我和为贵汗流浃背。其实小样试验我在长沙做过，无非是油和烧碱进行皂化反应，然后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体烧碱是制皂极好的原料，可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边也干着急，赶紧拉起风箱灶给我们煮小米粥喝。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李大哥讲朝鲜战争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部队被美国兵包围，苦战了两天一夜，终于胜利突围。我苦笑着对李大哥说：“如果肥皂做不出来，我和为贵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厂能生产，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请您当肥皂厂的政委。”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配料的比例以后，肥皂终于制成了。我们三人一起边吃早钣，一边商量下一步工作。为贵建议用烧饭锅先做上一锅，给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块。另外我们还得给肥皂起个“名号”，李为相建议叫“贫农牌”，为贵说叫“公社牌”好。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提到“亦工亦农”，我们是农民办工厂，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只是肥皂太少，村里每家分不到一块。李大哥建议，肥皂不够，就多加点水。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给每家送去一块像牛皮糖一样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水渠对面大声问我和为贵：“喂！光脚鸭子，你们的肥皂为什么叫‘五七牌’？”淮北人穷，但一般怎么都得穿双鞋，看到我们老是赤着脚，觉得特别，所以有时叫我们光脚鸭子。“小家伙，这还不懂，你们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谁还不懂，就是每块肥皂只能洗五到七分钟！”一位小孩俏皮地说。
不管怎样，“五七”牌肥皂终于诞生了。
窝窝头我爱吃
为了正式投产，我和为贵准备去蚌埠采购一些原料，单程有110多华里。为了节约开支，我俩决定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简易公路，当地叫“晴通雨阻”公路，这条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着几辆汽车和胶轮车。淮北平原虽然平坦，却没有钱修路，公路未铺砂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就像沼泽地一样。
我和为贵将解放鞋背在背上，光着脚赶路， 一图凉快，二图省鞋。开始，我们边走边欣赏平原的风光，不觉得累；而我们赤着脚赶路倒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眼光。走到七八十里地时，腿就酸痛起来。快到蚌埠已经很晚了，干脆在马路边草地上躺下来休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脸上和脚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边池塘里洗了个脸，拍打净满身的尘土就进了城。买好原料，赶紧去买回头车票。恰好那天天气好，车站挂出了“晴通雨阻”线的售票牌。买完票，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分钱，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分钱只好买一条菜瓜，为贵掂量了一下，逢中分开，每人一半。虽说是随手分开，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两块菜瓜重量绝对是相等的。
回到村里，生产队腾出间房子，“五七”厂挂牌开张了。我们先用铁锅熬制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样倒在一个四面能拆开的木箱中，冷却后用钢丝切成块，然后用模具给每块肥皂压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厂了。
村里人轮番来参观“五七”厂，三十来岁的大嫂们全都光着膀子，两个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聊天。初起我们很不自在，后来细想起来，他们和我们光脚走路一样，图的是凉快。
李为相的工作是担水、烧火、还管煮飯。烧火用的是省柴的风箱灶。风箱一拉起就腾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节省柴禾。经过反复琢磨，肥皂质量倒还不错，拉到集市上去卖，很快销售一空。小肥皂厂开始赚钱了。那一天我们为李为相添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李为相还特意请队长、会计吃了顿飯，商议结果是这个厂由生产队来办，我们拿工资，于是皆大欢喜。
工厂越办越红火，来订货的人也不少，不到一个月，赚了几百元钱。队上给每家发了两条肥皂、两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准备大干。队长跑来为我们打气，他说：“小周，你别回去了，在村里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全村都是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不过你们吃惯了南方的大米飯，这儿的窝窝头你吃得下吗？”“好，干就干，只要能当贫农，窝窝头我爱吃。
何处是归途
那天早晨，李大哥刚好将缸担滿，准备开工。突然闯进来一伙带红袖章拿长枪的人，自称是“马店贫下中农造反军”。有个领头的高个子宣称，肥皂厂是地下黑工厂，是搞投机倒把，全部财产要没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亏，一手揪住大个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枪气呼呼地往外推，边推边喊: “肥皂厂是我办的，你把老子怎么办？他*的，你的枪口对准谁，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的枪我都不怕，还怕你的吹火筒吗？”来人知道李大哥是打过美国鬼子的荣誉军人，而且有股连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劲，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乡亲们趁机跑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人溜出了大门。那伙造反派最后还是把我们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作为他们的战利品用大车拉走了，临走时还狠心砸了我们的锅灶，在门上贴了封条。
回到李为相家，三个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肥皂厂完蛋了，我们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贫农没有当成，还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走……
真是祸不单行，这时为贵突然喊冷，紧接着哆嗦起来。我连忙将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嘴唇发乌，牙齿叩得直响，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开被子喊热，大汗淋漓。发烧过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乱投医，李为相在村东找到膀大腰园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赶紧回绝：“俺大叔，您好糊涂，这些年靠队上分给我两担地瓜干能活得下去吗？在外地跑码头卖的药都是牛粪晒干碾碎做的，牛吃白草，百草都是药，我的药是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骑车到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疟疾，给了些药片。药片倒挺灵，服下后为贵再没有发作过。
已是11月底，家家都缝好棉袄准备过冬，冬天是这里最难熬的日子，吃的、烧的都成问题，去年大雪封锁了交通，家家户户锅内煮的、灶里烧的都是地瓜干。为了不加重乡亲们的负担，我们决定在寒潮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天一变想走也难了。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行，我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徒步走出了漫长的“晴通雨阻”公路，来到京广线上的滦河车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时寒风凛冽，下起鹅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学生服，冷得紧缩着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几个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场梦，回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离长沙愈来愈近了，我却是有家归不得，我真不知道，何处是归途……
（原文是我发表于2003年长沙市政协编的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编者对原文有些修改，现恢复原貌，供大家欣赏，原作基本记实，草根思者兄曾和我提及重庆《无声的群落》的编者想收集老知青的文章，此文可供他们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