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作为黄克诚的同乡同宗，我对他一直怀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他那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品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历尽坎坷、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严于律已、艰苦朴素的公仆形象，深谋远虑、大公无私的博大胸怀，使我产生深深的敬意。
1981年10月，我幸运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黄克诚大将，受到了他老人家亲切热情的接待，进行了六次交谈。黄老高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在乡在京所见所闻关于他的桩桩往事，不但没有淡忘，反而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如此“将军府”
我们拜访黄克诚将军的时候，正在住院的黄老身体很虚弱，医院不让他外出，以免受风寒。他为了陪我们吃顿饭，硬是破例离开医院，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当车子驶进王府井附近一家小院子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将军府”。我们心目中的“将军府”，应该有一个又高又大又威武的大门，可黄老的家门是又低又小又陈旧，屋上的木板有的都朽得掉下来了。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房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老的床，他就在床上放了一个接水的脸盆。每当晚上黄老入睡之后，往往被附近消防站的汽车报警器吵醒。
一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大将，又年迈、体弱多病之际，住的竟是这样的房子，有关管理部门为什么不管？工作人员说：“不是不管，是黄老总不让人管。管理部门曾多次劝黄老搬迁或翻修，但黄老就是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很多家庭的几代人同住一房。比起他们来，我的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管理部门的同志说：这里太吵了，给您换个安静的环境吧。黄老说：换别人来住，不是一样吵吗？
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黄老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老，他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就行了。
用漏雨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漏风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年轻入坐在他家都冻得直跺脚，何况他又年迈多病，服务部门考虑到他家门前有地下热力管道经过，计划花3万元把他家改装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暧气。水暖工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运来了暖气设备，被黄老发现后，又制止了。
关于小车的家规
黄老六次接见我们，都是他的秘书与司机用他的小轿车接送我们到医院细谈的。
秘书丛树品说：黄老对家乡来人这么热情要算第一次了。别的不说，光是在车子的使用上，“政策放宽”得实在可以了。黄老曾对家人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家乡来客也不例外。有一次，黄老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进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很多京城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老身边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老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我们听了丛秘书的介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丛秘书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连忙解释说：“黄老历来是公私分明。你们征集党史资料，是全党当前一大公事，理应提供方便。”他又给我们讲起了黄老小儿子结婚时用自行车接新娘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结婚，都是一长溜小车子。现在黄老的小儿子结婚，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老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
司机王秀全还告诉我们：“我给黄老开车已十年，只一次自作主张要送他的掌上明珠--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下着大雨，雷鸣电闪，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理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一趟，却被黄夫人阻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一篇新闻稿的命运
在向黄老了解党史资料的过程中，黄老对人对事对历史的实是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为《黄克诚同志指出，要为后人留下真实史料》的新闻稿，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王瑾同志收到这篇新闻稿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彭、黄、张、周平反以后，彭、张、周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唯独黄没有宣传过。今天你寄来的稿子，真是雪中运炭。”他把小样编好铅印出来后，寄了一份给黄老。不料黄老秘书王又新的回答是：“最好不要用。黄老本人曾多次说过，不要宣传他自己。”
于是，王瑾又怀着遗憾的心情，把此新闻稿小样寄给了我。
我收到这篇小样后，当即交给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他《人民日报》编印好了小样，却因黄老秘书一句话就不敢发表了，我们拿到《湖南日报》去发表。你到长沙去找省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谷子元同志，请他出面牵线搭桥。因为谷老最了解、最敬重黄老，肯定会势心的。”
果然不出所料，我赶到长沙谷老家里，已是大年三十了。谷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深有感触地说：“黄老真是一位世上少有的好同志啊，但感他老人家活到一百岁。《人民日报》既然热情地编印了小样，发表就是了，何必征求黄老的意见?黄老这人心理只有同志，只有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怎么愿意宣传自己呢?”接着，他陪我坐着小车去了湖南日报社，找到了汪总编，汪总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也遗憾地说：“实在对不起谷老一片心，他《人民日报》不敢用，我《湖南日报》也不敢用了。这一瓢冷水把我热乎乎地心浇冷了，但谷老还是不灰心，硬是找到当时管文教卫的省委副书记焦林义同志，最后在《湖南宣传》杂志上发表。
另一副“眼镜”
在1981年搜集党史资料那次拜访中，我曾问过黄老：在湘南暴动中，湘南特委指示要大烧大杀，时任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您，为什么能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力持异议，使水兴城大部分房屋保存下来，避免了物极必反的恶果?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的大规模肃反中，时任师政委的您，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把所谓“AB团”分子藏进山洞?1959年的反右，矛头本来是对着彭德怀的，而您是被搬上庐山的“救兵”，是毛泽东争取反戈一击的现象，您却不愿落井下石，反而替彭德怀讲话，导致自己身处长达近20年的险恶逆境，。20年后，毛泽东已去世了，在纠左声浪中，而您却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充分证明，您从不顾个人安危替彭德怀讲话，到不计个人思想为毛泽东说话，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您这么做呢?
黄老明确回答说：“是真理的力量。”
“那为什么当时有人看不到真理，而您能独具慧眼看到，并能坚定不移、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呢?”
黄老风趣地说：“因为我有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啊，我所说的眼镜不是指我佩戴的这一副，而是指另一副无形的眼镜。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本质问题。”
看到黄老佩戴的眼镜，听到黄老所说的：“无表的眼镜”，使我想起了很多往事：黄老的眼镜与他自幼勤奋好学分不开。从蒙馆、经馆、“凛溪书院”，到县城高等小学，他的学习进展比一般人快一倍以上。当时蒙馆、经馆要四年学完的《四书》、《五经》等，他两年就读完了。当时高等小学三年课程，他一年半就读完了，接着又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由于他刻苦读书而又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早在十来岁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从此以后，不管是放学回家下地干活，还是在部队行军打仗，他再也离不开这副眼镜了。
读书损害了他的视力，知识却大大增强了他观察事物的能力。1945年他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时，陈毅就说过：“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了，是千里眼。”
黄老却说：“我哪有什么千里眼，我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借助于另一副无形的眼镜。”
黄老读马列的书，始于1922年考入衡阳三师之后。三师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新书贩卖部”，设立了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新文化书社”的分社。自幼酷爱读书的黄克诚，如饥似渴地阅读者《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每月评论》等各种革命书刊。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的读书外，还提议成立了“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交流读书体会。互助社成员凑钱购了一批国内外进步书刊，他担任图书管理员。这时他认真阅读了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等人的著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他读得格外认真。此后，他又想方设法找来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认真地阅读、思考，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黄老说：“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的，而是认真、郑重、长期考虑的结果，因而是不可动摇的。”黄老引用毛泽东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就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无形眼镜。只有坚持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才能用好这副无形的眼镜。1986年，在黄克诚的追悼大会上，杨尚昆致悼词时说：“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性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他不居功，不擅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并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这个评价准确地道出了黄老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黄老的崇敬心情。
1981年10月，我幸运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黄克诚大将，受到了他老人家亲切热情的接待，进行了六次交谈。黄老高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在乡在京所见所闻关于他的桩桩往事，不但没有淡忘，反而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如此“将军府”
我们拜访黄克诚将军的时候，正在住院的黄老身体很虚弱，医院不让他外出，以免受风寒。他为了陪我们吃顿饭，硬是破例离开医院，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当车子驶进王府井附近一家小院子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将军府”。我们心目中的“将军府”，应该有一个又高又大又威武的大门，可黄老的家门是又低又小又陈旧，屋上的木板有的都朽得掉下来了。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房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老的床，他就在床上放了一个接水的脸盆。每当晚上黄老入睡之后，往往被附近消防站的汽车报警器吵醒。
一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大将，又年迈、体弱多病之际，住的竟是这样的房子，有关管理部门为什么不管？工作人员说：“不是不管，是黄老总不让人管。管理部门曾多次劝黄老搬迁或翻修，但黄老就是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很多家庭的几代人同住一房。比起他们来，我的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管理部门的同志说：这里太吵了，给您换个安静的环境吧。黄老说：换别人来住，不是一样吵吗？
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黄老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老，他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就行了。
用漏雨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漏风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年轻入坐在他家都冻得直跺脚，何况他又年迈多病，服务部门考虑到他家门前有地下热力管道经过，计划花3万元把他家改装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暧气。水暖工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运来了暖气设备，被黄老发现后，又制止了。
关于小车的家规
黄老六次接见我们，都是他的秘书与司机用他的小轿车接送我们到医院细谈的。
秘书丛树品说：黄老对家乡来人这么热情要算第一次了。别的不说，光是在车子的使用上，“政策放宽”得实在可以了。黄老曾对家人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家乡来客也不例外。有一次，黄老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进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很多京城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老身边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老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我们听了丛秘书的介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丛秘书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连忙解释说：“黄老历来是公私分明。你们征集党史资料，是全党当前一大公事，理应提供方便。”他又给我们讲起了黄老小儿子结婚时用自行车接新娘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结婚，都是一长溜小车子。现在黄老的小儿子结婚，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老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
司机王秀全还告诉我们：“我给黄老开车已十年，只一次自作主张要送他的掌上明珠--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下着大雨，雷鸣电闪，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理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一趟，却被黄夫人阻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一篇新闻稿的命运
在向黄老了解党史资料的过程中，黄老对人对事对历史的实是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为《黄克诚同志指出，要为后人留下真实史料》的新闻稿，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王瑾同志收到这篇新闻稿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彭、黄、张、周平反以后，彭、张、周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唯独黄没有宣传过。今天你寄来的稿子，真是雪中运炭。”他把小样编好铅印出来后，寄了一份给黄老。不料黄老秘书王又新的回答是：“最好不要用。黄老本人曾多次说过，不要宣传他自己。”
于是，王瑾又怀着遗憾的心情，把此新闻稿小样寄给了我。
我收到这篇小样后，当即交给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他《人民日报》编印好了小样，却因黄老秘书一句话就不敢发表了，我们拿到《湖南日报》去发表。你到长沙去找省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谷子元同志，请他出面牵线搭桥。因为谷老最了解、最敬重黄老，肯定会势心的。”
果然不出所料，我赶到长沙谷老家里，已是大年三十了。谷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深有感触地说：“黄老真是一位世上少有的好同志啊，但感他老人家活到一百岁。《人民日报》既然热情地编印了小样，发表就是了，何必征求黄老的意见?黄老这人心理只有同志，只有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怎么愿意宣传自己呢?”接着，他陪我坐着小车去了湖南日报社，找到了汪总编，汪总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也遗憾地说：“实在对不起谷老一片心，他《人民日报》不敢用，我《湖南日报》也不敢用了。这一瓢冷水把我热乎乎地心浇冷了，但谷老还是不灰心，硬是找到当时管文教卫的省委副书记焦林义同志，最后在《湖南宣传》杂志上发表。
另一副“眼镜”
在1981年搜集党史资料那次拜访中，我曾问过黄老：在湘南暴动中，湘南特委指示要大烧大杀，时任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您，为什么能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力持异议，使水兴城大部分房屋保存下来，避免了物极必反的恶果?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的大规模肃反中，时任师政委的您，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把所谓“AB团”分子藏进山洞?1959年的反右，矛头本来是对着彭德怀的，而您是被搬上庐山的“救兵”，是毛泽东争取反戈一击的现象，您却不愿落井下石，反而替彭德怀讲话，导致自己身处长达近20年的险恶逆境，。20年后，毛泽东已去世了，在纠左声浪中，而您却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充分证明，您从不顾个人安危替彭德怀讲话，到不计个人思想为毛泽东说话，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您这么做呢?
黄老明确回答说：“是真理的力量。”
“那为什么当时有人看不到真理，而您能独具慧眼看到，并能坚定不移、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呢?”
黄老风趣地说：“因为我有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啊，我所说的眼镜不是指我佩戴的这一副，而是指另一副无形的眼镜。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本质问题。”
看到黄老佩戴的眼镜，听到黄老所说的：“无表的眼镜”，使我想起了很多往事：黄老的眼镜与他自幼勤奋好学分不开。从蒙馆、经馆、“凛溪书院”，到县城高等小学，他的学习进展比一般人快一倍以上。当时蒙馆、经馆要四年学完的《四书》、《五经》等，他两年就读完了。当时高等小学三年课程，他一年半就读完了，接着又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由于他刻苦读书而又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早在十来岁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从此以后，不管是放学回家下地干活，还是在部队行军打仗，他再也离不开这副眼镜了。
读书损害了他的视力，知识却大大增强了他观察事物的能力。1945年他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时，陈毅就说过：“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了，是千里眼。”
黄老却说：“我哪有什么千里眼，我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借助于另一副无形的眼镜。”
黄老读马列的书，始于1922年考入衡阳三师之后。三师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新书贩卖部”，设立了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新文化书社”的分社。自幼酷爱读书的黄克诚，如饥似渴地阅读者《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每月评论》等各种革命书刊。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的读书外，还提议成立了“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交流读书体会。互助社成员凑钱购了一批国内外进步书刊，他担任图书管理员。这时他认真阅读了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等人的著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他读得格外认真。此后，他又想方设法找来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认真地阅读、思考，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黄老说：“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的，而是认真、郑重、长期考虑的结果，因而是不可动摇的。”黄老引用毛泽东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就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无形眼镜。只有坚持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才能用好这副无形的眼镜。1986年，在黄克诚的追悼大会上，杨尚昆致悼词时说：“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性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他不居功，不擅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并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这个评价准确地道出了黄老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黄老的崇敬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