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魂归何处？——品《乡村的前途》
袁 松
近日忙中得闲，细细品读了贺雪峰教授新著《乡村的前途》，不禁思绪起伏，感慨良多。书中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一定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 [1]，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性体验的生活方式不仅应是中国农村的前途，也应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归宿，是作为人类心灵皈依的传统文明提供给当今这个浮华世界的精神坐标。
这本书所收录的60多篇文章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农村往何处去？而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则是当今中国农村真真切切的现实。如今的中国农民“温饱有余，小康不足”，但他们向往城市，向往那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方便快捷的服务，豪华舒适的生活，日新月异的科技。他们渴望增收，渴望在城市短暂的打工生涯中获得较高的报酬，渴望在家乡改变农作物品种或者改变劳作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和幸福感受。然而，结局往往很无奈，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够如愿以偿，大多数人只能大致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没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因为，社会事实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这种向往只是一场美好的迷梦。
在《破除农民增收的神话》一文中，贺雪峰教授指出，“农民收入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农民人数太多。过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较少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市民无法形成平等的交换”[2]，“中国市民人数不多，而且这些市民从总支出中只拿出越来越少的部分与农民进行交换，农民收入如何可能快速增加？”[3]的确，随着工业生产技术越来越发达，农业生产率越来越相对落后，城市市民拿来与农民进行交换的支出将越来越少。既然如此，那农民进城务工获取收入是否可以解决问题？贺雪峰继续指出，“农民收入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之二是农民剩余劳动力过多，过多的剩余劳动力使农民不可能从打工中获得较高的报酬。”[4]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结构性前提》这篇演讲辞中，贺雪峰教授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国际分工格局，他指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它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庞大的资本，产业集中于低竞争的高端，利润非常之高，于是便可能支撑起高价的服务业，不但可以吸纳大量服务业从职人员就业，还可以让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中在高竞争的产业末端，尤其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加工装配业中。高竞争导致低利润，城市不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于是出现血汗工厂，甚至贫民窟。显然，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超越性信仰的国家不能选择这样一种不人道的，无秩序的，极易导致社会动荡的发展模式。
人口过多，土地相对贫乏，发展高利润的大规模现代农业根本不可能，农民从农业中增收便是无望。因此，只能试图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有两种办法，办法之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在太多，而工业附加值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容纳能力又非常有限，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继续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这样看来，农民增收的途径便只剩下农村的工业化，实现农业人口的就地转移。然而，这些生产低端产品的乡村工业能够求得自己的生存吗？还有，那种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初级工业是我们长久的正确选择吗？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我国的工业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实现大规模跨越式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前提，那就是资源的富足，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恰恰不存在。美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国家消耗着世界能源的近30%，西方七国集团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1%，却消耗这世界资源的一般以上。这还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使用的资源中以制成品的方式被发达国家通过贸易转移走的部分。据估算，依目前人类消耗石油和煤资源的速度，地球的石油储备不足50年，煤资源的储备也仅有百余年。而今后50年内，中国的人口还将增加至16亿，如果要实现欧美式的工业化道路，则几乎要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生态灾难和环境灾难。[5]
在这样一些结构性的前提下，农村往何处去？农民将如何得到自己的幸福？对于这些问题，贺雪峰教授有其独立的深邃思考。
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一文中，他写道：“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刺激农民消费，则可能加剧农民对经济贫困的感受。试图通过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刺激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无异于饮鸩止渴。实际上，一个人对贫困的感受，并不是单纯由其收入状况决定，而是取决于其收入与支出的对比值收入高于支出就感觉富裕，低于支出就显得贫困。”[6]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农民对支出压力的感受却不断地加速升高。首先，现代大众媒体铺天盖地的各式广告所定义的时尚、舒适、幸福和美感不断刺激着农民的消费欲望，引发了强烈的消费冲动；其次，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的日趋昂贵化也对农民构成了巨大的支出压力。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中，一切都不得不以货币支付，而农民据以交换货币的，只有自己的体力。再次，虽然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大减轻，但由于国家的全面退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诸如水、电、路、纠纷调解、法律诉讼等公共品都需要农民付出极高的成本。
贺雪峰教授在《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一文中对比了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中的福利状况。
经济生活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农民缺钱花，另一方面集体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诸如几乎是免费的教育、合作医疗、以换工为基础的合作建房，以及种种其他红白喜事中的或传统或现代的福利制度，使农民对缺钱花的感受，远不如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7]而且，在缺钱花与温饱不足面前的人人平等，也增加了对贫穷的忍受力。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大量的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诱导农民购买。“以前的小康，因为新的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而变成了温饱；以前尚属于温饱的生活，则下降为贫困。”[8]
文化生活方面，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在舆论观念上强调贫民本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说道：“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人民公社时期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处于中心地位，他们并不会象在市场经济时代因为不能从市场中获得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感到自己被社会边缘化。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制造上，人民公社时期贯穿着“艰苦奋斗”、“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劳动最光荣”，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普遍信奉“有钱就是硬道理”，越富有越时髦就越有品味，越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与钦慕。更为鲜明的对比是，人民公社时期虽然文艺作品少，而且多是假大空的宣传，但符合农民口味，而且那个时候很多村庄有文艺演出队，他们自编自演，农民乐在其中，反观现在，农民坐在自己家里，欣赏着电视中演绎的城市生活。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许多地方性文化都被现代传媒视为愚昧、落后，他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从祖祖辈辈子子孙孙的延续中获取历史感与人生意义的行为被定义为迷信、可笑，“农民的文化越来越遭到排挤，农民没有办法获得那些‘正确’的人生价值，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实现这些‘正确’价值所需要的经济收入。”[10]
社会生活方面，“人民公社时期有效地通过经济组织的形式解决了社会合作问题，通过扩大组织规模，有效内部化了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但当前的农村，传统的社会组织诸如宗族、香会等大都解体，通过政社合一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办法也不可能再起到作用，而现代的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组织又未能生长出来，从而出来了组织‘真空’”[11]，乡村的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都无法完成，而乡村小混混的以暴力为背景的灰社会组织不断生长，农村处于失序之中。农民合作难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渗透与现代传媒的侵蚀破坏了村庄本身的共同体意识，”[12]，村民间的深度联系急剧减弱，集体活动越来越少，日渐增加的闲暇时间多用于麻将桌和酒席；村庄舆论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人们之间交往的淡化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规范难以通过相互强化而起到作用，而国家对农村的规管能力又在逐步的改革中弱化，这使得农村的伦理危机近年来浮出水面，老年人在家中受到子女不良对待的比例急剧上升，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率越来越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丧事上跳脱衣舞的现象，还有的地方村内居民已经开始对村中少女外出卖淫赚钱作正面评价。
基于横向的国情分析与纵向的历史对比，贺雪峰提出了在新时期再造农民福利的思想。
所谓福利，是指一种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这种满意首先在于满足人的生存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满足人的生活标准。也就是说，人对生活的满意不仅在于吃饱穿暖，无衣食之忧，还要有各种娱乐和社会交往，可以体验人生的乐趣，可以关心超越自己生存的超越性价值。因此，构成农民福利的生活满意程度，可以从与农民有关的方面予以改进，而不应该是市场条件下单一的经济收入标准。举例而言，居住环境方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的居住环境，并不需要农民花钱购买，而只要他们将大量闲暇时间用在居所周围的种树植草、修路架桥。而现在的普遍情况是，农民认为自己劳动让别人也得了好处，于是干脆不干，除非干活的好处全部归自己。再比如说，农民之间的相互关心也能够创造大量的福利，极具感情色彩的人际交往不仅可以创造出信任和价值，还能够让人得到体面的感受，获取生存的尊严。农民可以开展各种各样适合农民口味、满足他们需求、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娱活动，让农民真正参与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去，就会让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有趣，人生价值被创造出来，福利水平于是提高。然而，目前的农村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原子化，农村社区缺乏自己组织，自我行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