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幼新园五周年庆典

雨然生日快乐!!!

谢谢一湘姨外婆 我刚刚看到呵

生日快乐！

好幸福的第三代！祝雨然生日快乐!!!

作者简介
    卢晓蓉，女，一九四六年生，重庆人。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下乡，历时十三载。一九七八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专业。一九八二年本科毕业，先在大学任教，后来“下海”，参与多家企业的创办和担负高层管理工作。现任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副研究员。香港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著述甚丰，其中《青春有价》获得“冰心文学奖”散文大奖；《香港的速度》获得《中华散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征文三等奖；《母亲的搬家生涯》获得二零零三年“冰心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水咬人》。
    记得初中语文课上曾学过伟大领袖的《沁园春·雪》。做作文时老师要我们把这首词改写为白话文。这篇作文和我在高中时改写杜甫的《羌村三首》一样，得了全班最高分九十五分。老师在评语中说我有较强的理解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本来嘛，从小生长在南方的我，哪里见过真正的雪！直到因为“出身不好”，我被逐出校门，还自我感觉良好地登上大巴山“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时候，才看清了什么是“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才明白了为什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不过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在大巴山上度过了十三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之后，我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再大的风雪也可以用平常心对待了。
                            雪  浴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和母校的三十二位应届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四川省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星火茶场，另外还有包括母校和其他学校在内的三十多个应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比我们先到一个月。说是茶场，其实连茶树影子都没有一个，等待我们的是一片沉睡多年的荒山野林。“星火”这个名字是当时的草坝区区委书记的主意，取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刚开始，我们白天上山砍树、割草、修路、盖房子，晚上借住在山下老乡家。前后干了两三个月，才搬进了自己在山林中建造的新居。
    搬进新居不久，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厚厚的积雪把老树压弯了腰，把群山染白了头，也把我们冻结在大千世界之外。天寒地冻少有活干，我们就酝酿着洗一次澡。离家都两三个月了，我们还没有洗过一次澡，实在有些犯腻。不是不想洗，而是没水洗。平时我们的生活用水，都要到半里地外山沟里的一口井里挑。全场六十多号人，每人每天一盆洗脸水都难以保证，洗澡当然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每天的超负荷劳动都带来大汗淋漓，日复一日，即使是冬天，也盖不住身上的臭味。更何况专吸人血的虱子也乘虚而入，搅得我们坐卧不安。此时，对家的思念之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袭上心来。
    虱子发展迅猛，与我们的居住条件有关。我们的新居是一栋木板房，上下两层。木楼的上层堆杂物，下层作宿舍，男女之间一板之隔。每间宿舍大约有四米长，抵两头“安”了一张“通铺”。说它是“铺”，未免有点夸张，它只不过是用木棍和毛竹捆绑而成，上面再铺些稻草而已。床底下便是名副其实的黄土地，时不时长出点小草、蘑菇之类，为房间里单调的陈设增添了一点生气。
    每张这样的床都要睡十个人左右，半夜里一人翻身，其他人都得跟着翻；一个人长了虱子，其他人也会跟着长。起初我还暗自得意，因为左右同铺都先后在身上捉住了虱子，而我却没有发现那厮的踪迹。哪知道没过两天，就有知青指着我的头发说：“大卢子，那不是虱子是啥子？！” 我顿时犹如五雷轰顶。原来我贴身穿了一件从家里带去的黑绒衣，和虱子的体色相差无几，虱子有了保护色，便肆无忌惮地大量繁殖。在我以为身上没虱子的时候，虱子却已经成了堆，真是应了“虱多不痒”的老话。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身的鸡皮疙瘩。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澡都不能不洗了。我们终于给逼出了一个绝妙的创意：洗雪浴。这时山上的积雪已有半尺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决定把雪烧化了用雪水洗澡，不仅可以解决水源问题，还可以利用煮雪的火取暖，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克服既没有浴室也没有水的困难。精心挑选了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们全场知青总动员，有的搭浴棚，有的拾柴火，有的砌炉灶，有的拿洗脸盆当锅装雪，个个都摩拳擦掌、兴高采烈。
    浴棚是用毛竹、树枝围成的，上方没封顶，属于半露天性质，男女各一个，彼此不干扰。每一批可以洗五六个人，其余人等就在“浴室”外面生火煮雪。于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头上第一次升腾起直冲云霄的滚滚热气，无论是“银蛇”还是“蜡象”，一切跟想象力有关的尤物，遇到熊熊烈火都顷刻间融化成水。我们脚踏雪原，头顶蓝天，赤身裸体地陶醉在圣洁的雪浴之中。兴奋之极，有的知青干脆从地上抓起一把雪就往身上搓，有的则互相打雪仗，竟丝毫不觉得冷。
    纯净而温馨的雪水洗掉了我们身上的污垢，赶走了吸血的虱子，也冲淡了我们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在一九六六年元旦到来之前，我们完成了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雪的洗礼。
                     雪 中 送 炭
    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元旦，老乡们主动给我们送来的蔬菜已消耗殆尽。老根据地人民的日子原本就过得很艰难，我们没好意思再向他们伸手。冰天雪地我们自己又没法开荒种地，每天的下饭菜只剩下盐巴和米汤。当时政府给每个老知青每月的生活补助费只有两元钱，别说改善伙食，像我们女知青买月经纸的钱都差点不够。在弹尽粮绝之际，我们没有想过向上级求援，因为不知道上级在哪里，送我们下乡的老师早已“拜拜”回了城，公社领导又从未到场里亮过相。我们想到的只是搞点生产自救，议来议去，眼前突然浮现出《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张思德是为了烧木炭牺牲的，而我们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烧炭的木材和几十个知青前赴后继的青春活力。一打听，那时镇上的木炭可以卖到四五角钱一斤，与我们全体场员一个月的生活费加起来不到一百五十元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于是，我们一边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革命时代当尖兵……”，一边干起了烧炭的行当。
    那时，男女知青之间的友情真是形同手足。男知青为了照顾女知青，不准我们介入烧炭的事。但我们偏要显示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获准去山里拖男同学砍倒的烧炭的木材。烧炭的木材不同于一般的柴火，必须是质地坚硬的青树一类，而且基本上是越大越老的树越好，烧出来的炭才又粗又结实，才能卖得好价钱。可哪里知道，在纵横交错的林间雪地上拖运又大又重的树干，上坡复下坡，曲曲又折折，完全是个重体力活。拖不了一会儿就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豪迈的歌声也咽进了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而男同学砍树和烧炭的任务则更艰巨。几天下来，又累又饿，一连病倒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我们同年级的老大哥，因为没日没夜地坚守在烧炭第一线，累得肺病复发，吐了不少血。如此这般地奋战了半个月，我们终于有了一大山上好的木炭。
    面对建场后的第一个大丰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一大山木炭如何能够运到集市上去。我们茶场离镇上有十七八里山路，没有交通工具，运东西只有靠人背。平时我们背上百十来斤走这段路还过得去，可是雨天雪天山陡路滑，稍不留神就会摔跟头，不背东西都够呛，而现在，不仅是大雪封山，而且要运的是一摔就碎，碎了就贬值的木炭。如果等雪化了再去卖，大巴山上的积雪一般要到开春才融化，那时木炭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况且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左右为难之际，最后还是肠胃的基本需求占了上风。我们开会决定，除了留守人员外，全体场员一起出动背木炭上街。出发前，我们在鞋底套上了防滑的稻草绳，穿上了护身的大棉袄，确定了行走路线和先后次序，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雪中送炭”的征途。
    尽管一路上我们不停地相互提醒，但还没走出半里路，一个外号叫“姑娘”的初中男生就摔了一跤。因为他是近视眼，没看清山道上的积雪下面还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踩在这样的地上仿佛脚底板擦了油，稍不留神就会摔倒。他摔下去以后，没顾得上看自己伤着哪里没有，而是赶紧检查背篓里的木炭摔断了没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护公物的好榜样，但同时也开创了摔跤的纪录。从他开始，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摔倒，无论近视还是不近视，没有一人幸免。有的摔在暗沟里，有的摔在石坎上；有的上坡绊倒，有的下坡滑倒。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到。脚上的草绳磨断了，棉袄被树枝刮破了，手、脸被木炭染黑了，这支别具一格的送炭队伍，在雪地里歪歪扭扭足足拉了百米长。平时只需要走两小时左右的路，那天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
    幸运的是，我们虽然摔得狼狈不堪，但和“姑娘”一样，背上的木炭却基本完好。为了保护背上的木炭，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把腰弯到不能再弯的程度。这样一来，无论是向前摔倒还是向后跌倒，木炭与地面的距离都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而且先着地的不是我们的头，就是我们的屁股，绝对轮不到装着木炭的背篓。一幅“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画面，无比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如今，我已记不得那天的木炭卖了多少钱，又用换来的钱买了多少生活必需品，但却清楚地记得“姑娘”在雪中送炭的途中先后一共摔了十七跤，名列摔跤纪录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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