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湖南幼幼学校附属幼稚园师生合影。(图片来自《长沙旧影》)
民初的幼儿园小孩子在做哑铃操。
1911年,一个很有名的满洲贵族被砍了头,他的脑袋还被送到当时的上海博物院展览,每天接受无数人的唾骂,据说展览现场“好,好”之声不绝于耳,叫好的人“多为军中之士”。
这个没有得到好死的贵族名叫端方,当年奉命在四川扑灭铁路风潮,不想被所部起义兵士所杀,死在自己人的手上。
在充满戏说味道的历史书上,端方一直是一个跳跃着的小丑。
只是,我们看到的,并不见得就是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并非真相的全部。
比如这个端方。
清末郑孝胥在评论时人说:“岑春煊不学(学问)无术(权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晚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端方是五大臣之一。
慈禧太后归天了,在葬礼上,端方很前卫地跑到东陵为送照队伍拍照,如此不合章法的举动果然触怒摄政王载沣,于是落了个被免职的下场。
端方还是个收藏家。有则轶闻说他原先并不懂得收藏,一次官僚们聚会,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讥为“你懂什么!” 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他于是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不过,端方闹出的拍照事件以及他在收藏方面的成绩,都不如他在中国近代教育上的建树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他在任职鄂、苏、湘等省期间,“锐意新政,所至以兴学为急。在湘遣出洋游学学生尤众,宾礼耆硕,调和新旧,湘人士多颂之”。
端方确实是“以兴学为急”。他是暨南大学的创建人。他还知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于1903年9月在湖北武昌创办幼稚园,1904年正式命名为湖北武昌蒙养院,为中国第一所幼儿园。1905年,他在湖南巡抚任上又在我们湖南办了湖南蒙养院。这是湖南的第一所幼儿园。
为什么要办幼儿园
当然,办幼儿园,并不是像给慈禧葬礼拍照一样,是端方的突发奇想。
1837年,“幼儿教育之父”、德国学前教育家福禄培尔在德国勃兰根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命名为“幼儿园”的社会性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园”寓意为“儿童的花园”,体现了人类对于儿童价值的承认。让儿童得到快乐的愿望逐渐在世界上引起共鸣。德国政治家将其介绍到英国,通过英国的博览会传入美国,并由传教士带入日本。19世纪末,中国留学生为了挽救危难中的祖国,把带有日本特点的福禄培尔幼儿园引入中国。
为了落实“新政”、“兴学育才”的内容,清政府在1901年8月“上谕”中,命令各县州“多设蒙养学堂”。1903年颁行癸卯学制,把蒙养院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段。同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对蒙养院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打这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办起了学龄前幼儿教育机构——蒙养院,先是湖北、湖南,然后是京师、上海、江苏、广东等地。
“蒙养”二字是中国的传统说法,所谓“蒙以养正”,就是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主张当婴幼儿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影响,开发其智慧,促使孩子更好地成材。创立蒙养院,按照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制定的《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的说法,就是要达到“将贫贱家儿童养成美材,富贵家父母当不虑其子弟同处染坏气习;有此感情,将来小学堂不分贫富贵贱,可施共同教育”的目的。
端方作为晚清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遂成为中国创办幼儿园的第一人。
什么样的幼儿园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对蒙养院的“硬件设施”作了详细规定:
蒙养院房舍,以平地建造为宜,断不可建造楼房,致儿童登降有危险之虞。蒙养院当备有保育室、游戏室及其他必需之诸室。保育室面积之大,当合每幼儿五人占地六平方尺。庭园面积之大,至小者当合幼儿一人占地六平方尺。凡……必需之器具,视其经费酌量置备,但只可简朴,不可全缺。
关于“保育之法”则规定:
游戏:分随意游戏与同人游戏两种。随意游戏使幼儿各自运动,同人游戏者合众幼儿为诸种之运动,且使合唱歌谣,以节其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习。
又使于蒙养院附近及庭院内,插草木花卉之种于地,浸润以水与肥料,使观察其自发生以至开花结实等各形象。保育教导幼儿之时刻,每一日不得过四点钟(合饮食之时刻在内),此外余时,可听其自便,惟伤生之时须随时防范。
关于课程设立方面,据《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记载,该院设立了7门课程:
谈话。分修身话和庶物话两种。前者示“做人之道”,须浅而有趣, “如中国二十四孝故事之类,其中颇有趣味”;后者示“事物之名称”,教师并且简单地向孩童解释其大概的意思,“譬言之如犬能守户鸡能司晨等事,令孩童听之心中自然有所感触”。
行仪。选择合适而有趣的行为让幼儿模仿,教师及时地随事指导。
读方。即识字。
数方。教幼儿学习单双数、加减等。
手技。即通过配插“恩物”使幼儿掌握轻重、大小、长短,并发展其思维。“恩物”共有十一种,包括“木积”(用木方按图堆积各种屋宇坊舟车桥梁之形,有点像今天的积木)、“板排”(用木板排配各器具形状,初排配时有式样可仿)、“箸排”(用竹签排字形,如“一”“二”“三”、“大”“小”“工”等),另外还有“纸织”、“纸折”、“纸剪”、“缝取”、“画方”等。
为什么这十一种“恩物”最能开发儿童心智呢?它们各自的作用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木积”,能满足儿童探究事物内部的好奇心,引起儿童细察事物特异的形状,并启发其“全部”及“部分”的观念,养成创造事物的才能。箸排,可以发展儿童的想像,产生自己新组织的各种图案,可使儿童构成种种事物的轮廓,且使他们暗中摸出其所构的图形。等等。
乐歌。伴以歌舞,既培养美感,又涵养性情;配合体操,则可以强健四肢。比如可以“将本省名山大川胜迹名区,乡贤名宦,动植各物,制为浅显歌词,谱出新腔,令学童歌唱以乐和之”。 “乐歌”似乎有当时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措施的功用,《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对“乐歌”尤其重视,称“盖关系于国民忠爱思想者,如影随形,此化育之宗也”,“凡立学堂不设乐歌,是为有教无育,是为不淑之教”,话说得很重。
游戏。开展室内外游戏,以活泼儿童生活兴趣,调养性情。
《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指出,谈话、行仪为“德育之始基”,读方、数方、手技为“智育之始基”,乐歌、游戏为“体育之始基”,并强调各科要有机结合,相互渗透。
相关链界
[湖南第一所幼儿园]
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在湖南创办湖南蒙养院,蒙养院委任冯开(三点水加睿)为院长,聘请日本春山雪子、佐滕操子两女士为保姆(即教师),招收对象为3岁以上至未届学龄(4至6岁)儿童。
[从前的学前教育]
清末长沙只有两个幼儿教育机构,一个是1905年创办的湖南官立蒙养院,另一个是1907年在私立周氏家塾附设的幼稚园。这两个幼儿教育机构都在1911年停办。
辛亥革命后,湖南官立蒙养院更名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幼稚园,于1912年在长沙古稻田恢复,聘日本女子师范毕业的黄国厚为园长。以后该院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相继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附属幼稚园和省立长沙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
同年8月,蒋葆仁(女,回族)在长沙社坛街寄园创办蒙养班,附设于私立幼幼小学。到1915年,定名为幼幼小学附属幼稚园。这所幼稚园以园养园,一直坚持到解放后。这是长沙私立幼稚园中办理时间最长、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一所。
从1913年到1934年,长沙又先后有衡粹、周南、楚怡、湘雅、育英、民本、福湘、艺劳、含光、华南、明宪、蔚南等私立中小学校恢复或创办了幼稚园(组)。
[师资]
幼儿园教师,清末称保姆,民国称教员。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发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虽未明确规定蒙养院师资的资格,但一般是参照小学堂的规定执行。当时蒙养院初创,师资奇缺,教师多从日本聘请。
清光绪三十一年春,朱剑凡创办的周氏家塾师范部,首次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光绪三十三年该塾附设的蒙养园,即由第一批毕业生蒋葆仁(后留日)、蒋岱、杨起权等担任保姆。
民国时期幼稚园教员的资格规定为:初级或中级师范学校毕业。
[民生杂忆]
作为70年代生人,我们却没享受到上幼儿园的“待遇”,原因很简单:没有那个必要。在那个年代,住房子不用花钱,虽然小了点破了点;置家具不用花钱,到后勤管理科拿便是,虽然式样忒差了点;爸爸妈妈托人带小孩子呢,放到单位开办的托儿所便是,虽然,托儿所带给小朋友们的回忆忒黑暗了一点。
我们姊弟几个便是在单位开办的托儿所里混了几个年头。那个托儿所,什么游戏室、保育室是没有的,好像就只有一间大房,尚不会走路的小兄弟姐妹们(简直就是难兄难弟)的活动空间更可怜——给你一个大木桶,你就在里面想站就站想坐就坐吧。做游戏的印象也几乎是没有的,只记得托儿所的老婆婆兴致来了就给咱们讲鬼故事,让我们从此就对黑暗的处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营养餐也是没有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托儿所为了刷什么标语,专门熬了一小桶浆糊,到最后,没用完的那桶浆糊作为“甜点”到了我们的小肚子里。那时,我们最害怕的是被关黑屋子,谁不听话淘气了,就会被老婆婆关进去,屋子里黑黑的,什么都没有。什么叫“极端无助”,我们早早地就在黑屋子里体会到了。
中国的幼儿园据说在清末时就有了,而且教育的理念、方法听上去还很人性化,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最后取而代之的竟是先前它要取而代之的东西?现代的幼儿园提倡所谓“蒙氏教育法”,其实,“蒙氏教育法”也是百年前的老东西。幸好,这老东西命好,在一个时期被取而代之后,最后总算反击成功了。
但是,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还是有很多老东西在转圈圈,死过去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死过去,弄得人真是很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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